作者：邓海建

　　据媒体报道，近日很多用户收到了三大运营商发来的相同的短信息，在这条安全提醒的短信中，运营商呼吁用户抵制骚扰电话。

　　说实话，对于骚扰电话禁而难绝这件事，电信消费者可能已经习以为常到甚至做不出一个失望表情。打击骚扰电话的口号喊了若干年，骚扰电话市场却越发茁壮。一份《2019年第一季度手机安全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以某手机管家为例，用户共举报骚扰电话达7528.37万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5.59%；用户平均每天标记骚扰电话83.65万个，3月份标记最多，共3123.08万个。骚扰电话多到让人无力吐槽，这事儿，果真是“社会共治”或“用户抵制”才能解决吗？

　　这个问题，似乎拖延跌宕成了历史遗留难题。不过，有些常识自在人心：比如不少骚扰电话是特殊号段的，这些号段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谁发谁监管”不应该是最起码的逻辑吗？比如说原来170、171号段，运营商授权给了虚拟运营商，虚拟运营商却拿它胡作非为，传统运营商就真得没辙了吗？第二，取证骚扰电话极其容易，消费者随手打开录音功能便能精准举报，至于时下流行的用户标记类APP，亦可作为查证的参考，那么，“运营商呼吁用户抵制骚扰电话”之说究竟从何谈起？

　　说得更直接一些：究竟是用户不举报，还是运营商不作为？

　　要求不是没有，规矩不是没提。2018年7月，十三部门联合出台《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按照要求，自2018年7月起至2019年12月底，要综合采用法律、行政、经济和技术等多种手段，重点对商业营销类、恶意骚扰类和违法犯罪类骚扰电话进行整治。2018年11月，工信部印发《关于推进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其中要求2019年3月底前，各基础电信企业要完善相关技术手段，具备通过短信等业务为国内手机用户提供涉嫌骚扰电话来电号码标注提醒和风险防控警示能力。不过，打击骚扰电话的决心和举措，似乎并没有在舆论场砸出多大的水花来。

　　古人云，“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艾媒咨询刚刚发布的《2019中国骚扰电话市场状况与用户感知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骚扰电话拨打量已超过了500亿次。由销售电话和骚扰电话支撑起来的中国呼叫中心市场规模2018年就达到了190.2亿元。有超过四成网民认为骚扰电话问题主要归责于电信运营商。如果说“公道在人心”，那么，骚扰电话久治难愈的“公道”，怕早就在民众心中有了定论。打击骚扰电话意味着“割肉”，放任骚扰电话意味着戕害民生——手心手背的选择，运营商究竟该作何取舍呢？或者说，基于基本的趋利选择，运营商还愿意拿出十足的诚意和行动来打击骚扰电话与骚扰短信吗？

　　说到底，只要运营商在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上存在“赢利点”，那么，指望其壮士断腕的想法就缺乏足够的实际支撑。所谓的责无旁贷，要兑现为雷霆之责，仅仅靠运营商的道德自觉是不够的。

　　谁才是拦截骚扰电话的主力军？这个问题厘清了，社会共治的说法才不至于成为空话一句。（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