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君

　　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日前在媒体沟通会上披露，今年两会，他准备建议将政府拖欠企业账款、单方面不履行合同等行为，列入地方政府的信用指标中，作为地方政府一把手的重要考核指标。同时，对于信用较低的地方政府，限制其开展项目权限。

　　政府拖欠企业账款，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了，并非自今日始。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企业的资金流动迅速，问题还不太明显，一旦市场形势不好，企业就有被拖垮的危险。特别是中小企业，本来就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窘境，而层层累积的拖欠，已经成为制约企业生存的重大威胁。绝不能让拖欠账款可能成为压倒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鉴于此，早在2019年初，国务院就明确要求，对于目前已确认的多年拖欠款，力争年底前全国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清偿一半以上。今年1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披露，经过一年整治，全国共梳理出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逾期欠款8900多亿元，截至2019年底约75%已得到清偿，超过原定当年清偿一半以上的目标。

　　应该说，这一成绩的取得十分不易，也得到了来自市场层面的充分肯定。按照国务院相关部署，如何实现2020年底前无分歧欠款应清尽清，确实是一件关乎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大事情。但同时也应该警惕，绝不能清了旧账欠新账。事实上，刘永好在此次媒体沟通会上也披露，川商总会近期做了两次大型调研，收回了六七千份问卷，其中制造业的困难、政府怎么样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等反映较多。这表明，政府清欠确实任重道远。

　　此前有媒体报道，在一些沸沸扬扬的讨薪事件中，最大的欠账方，不少是各级政府。还有报道称，一些基层政府欠企业账款竟然多达10多年。如此怪异事件之所以时有发生，与一些政府官员个体有关，也与制度性“债务流转”有关。

　　政府欠账陈陈相因，屡禁不绝，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小企业利益，遏制市场活力，也影响了政府信誉与形象，并不可取。

　　将信用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当然有其积极作用。毕竟，即便出于政绩的考量，地方政府负责人也会有所顾忌，不至于肆无忌惮地拖欠企业账款。不过也要认识到，现实经济运行中，“信用考核”仍有很大局限性。一方面，当大项目、重点工程等仍然被视为地方官员最大的政绩时，区区一个信用指标，很难管的住这些人。一旦两者权衡，官员会选择哪个，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只要下一级政府的风险依然可以转嫁给上一级政府，上一届政府的风险依然可以转嫁给下一届政府，则冒险举债就很难完全杜绝。

　　当下，除了以信用考核地方政府之外，尤其紧迫的是，要建立刚性的约束机制，规范政府工程项目建设。比如，对于之前以出让土地换取项目建设、施工单位垫资建设等行为，要严格管理。只有管住了权力，才能管住无节制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也才能防止发生新的拖欠。

　　此外，也应该持续推进政府改革，以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这些年来，很多地方习惯于以城市化的名义，大干快上，有资料现显示，在我国662个城市、两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诸如“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高尔夫球场”“万亩基地”和“百里长廊”等政绩工程，其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负债。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还有，对于一味拖欠、违反规划盲目建设的地方，要有必要的惩戒措施，相关部门要前移监管关口，让某些人不敢随意负债上项目。惟有扎紧制度的笼子，才能防患于未然，进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任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