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猴艺人买猴被抓，再证猴艺传承尴尬

河南新野县耍猴艺人又摊上事了。继2014年，新野4名猴戏艺人到黑龙江表演，被森林公安以非法运输保护动物抓获，被判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后，2016年12月，四名河南新野县耍猴艺人在成都火车北站附近被森林公安民警抓获，警方现场查获11只从凉山收购来的猕猴。历时半年多，这起特大猎捕、运输、贩卖猕猴案背后的网络逐渐水落石出，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

这个案件查办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个插曲，让人印象深刻。四名耍猴艺人被捕后，成都森林公安先后收到两封新野县寄来的信件，一封是举报马兴团伙长期在四川等省非法捕捉、买卖猕猴，“行为极其恶劣……必（须）严惩坏人”；另一封信则来自新野猕猴艺术协会，称新野猴艺是河南省非遗项目，建议对马兴等人从宽从轻处理。

在我看来，这两封有着截然相反诉求的信件，在某种程度上，其实象征着作为省级非遗项目的新野猴艺，在当代所遭遇的尴尬和困境。

根据警方的通报，4名耍猴艺人涉嫌跨省捕猎、买卖野生保护动物猕猴，根据现有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确实已经涉嫌违法。对于新野猕猴艺术协会“从宽从轻处理”的吁求，成都市森林公安局相关负责人所给出的说法，也显得逻辑严密。一方面，猴戏艺人要获取猕猴，有多种合法途径，而不必非得通过非法捕猎买卖来实现，所以，打击对猕猴的非法捕猎，并不会必然影响到非遗的传承；另一方面，4人捕猎猕猴，似乎也并非完全用于猴艺，而兼有转手牟利的目的。所以综合看，成都警方坚持按法律办事，将之移送检查机关，并无不当。

并且与上次的案例引起争议不同，2014年新野4名猴戏艺人被黑龙江森林公安抓获，是以非法运输保护动物的名义，其着眼点在“非法运输”，而这次是涉及对野生保护动物的非法捕猎买卖，两者性质并不一样。

但无论最终该案的判决如何，置于非遗传承的背景下，类似事件始终很难纯粹被视为是一个法律事件，而是传统文化的传承、猴艺人的生存等诸多社会问题与法律的交织、纠缠。也可以说，是有着较长历史的非遗项目——猴艺，在现代文明语境下所遭遇的纠葛。因此，要判定是非，确实没那么容易。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马宏杰 ，曾对耍猴人陆续跟拍了近十年，并由此著成《最后的耍猴人》一书。这个书名本身就显得意味深长。之所以说是“最后的耍猴人”，一方面，是指随着人类休闲娱乐活动的增多，传统的猴艺已经面临着市场萎缩和被淘汰的风险，相应的，猴艺的传承自然也随之出现危机；另一方面，则是随着社会动物福利观念的进步及动物保护法律的完善，那套建立在对野生猕猴驯化之上的猴艺，已与社会观念和法律，形成明显的冲突。猴艺和耍猴人的式微乃至消失，至此也就具有了某种宿命的意味。

即如近年来有关案件的争议所示，猴艺虽然被列入了非遗项目，但确实到了需要自我矫正的地步。比如，猕猴的来源就应该遵循合法的渠道，再比如，训猴过程中所可能牵涉到的对动物的虐待，也应该拿捏好分寸。

据说兴盛时期，河南新野县的耍猴艺人多达万余名，而目前已经只剩下数百人。这本身就说明，这项民间手艺已经走向“最后”的边缘。如果说作为非遗项目，猴艺还有予以保留的必要，那么，比起耍猴艺人在涉嫌违法后，艺术协会向警方求助，相关方面更需要做的，显然是推动猴艺完成文明和现代化的“演进”，如此才会有更多的社会认同，也才会有传承的可能。（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