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亚洲
最高人民法院7日公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
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是于2015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在当时该法实施时，最高法就曾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于此而言，此番公布《行诉解释》，其实是根据行政诉讼实践的修正和补充。
从具体内容来看，《行诉解释》跟3年前的司法解释相似，关注的重点依然在于民告官的官员出庭应诉问题。
关于官员出庭应诉问题，在2015年的司法解释中就已确认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其中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当时，因为行政负责人明确为单位的正副职，此举被舆论解读为“首长出庭制”。
而从此次的《行诉解释》来看，除了继续强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明确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必须出庭外，还适度扩大了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范围，增加了“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
此番修正，看似在淡化了备受好评的“首长出庭制”，其实是法治语境下一种理性回归——行政诉讼终究是以权利主体间的法律活动，过于强调“首长出庭”，其实是对法治的不自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官本位、迷信权力”的表现。
通过扩大负责人范围，出庭者因更熟悉事件情况、更拥有专业能力，能将行政诉讼集中到具体的权利博弈中，规避“首长出庭”存在的“走过场”尴尬。而通过对行政负责人必须出庭的情形进行细化，又弥补了减少“首长出庭制”可能带来的行政审判效率降低问题。
当然，这是对此番行政诉讼法修正最理想化的期待，回到司法现实来看，尤其是在“强行政、弱司法”仍未得到彻底改变的大背景下，不可置否的是目前行政诉讼还存在不少担忧。一个最直接的担忧就是，这会不会反而助长“民告官不见官”的乱象？
之所以有此担心，是因为在此前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情形下，“民告官不见官”现象就已存在。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学术团队最近在100个城市完成的测评显示，多数城市行政机关出庭应诉数量普遍很低，其中17个城市居然“零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可能只是流于一纸空文。
此番修正扩大出庭人员范围，显然是意在增加“民告官”的见官率，但是，扩大范围的做法，又会不会成为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规避出庭的制度漏洞呢？虽然明确了必须出庭的情形，但是，由于缺乏对“重大”“社会关注”的边界界定，这样的模糊规定，同样可能成为某些行政单位负责人打擦边球的空间。
于此而言，新《行诉解释》能否解决“民告官不见官”的问题，关键依然在于制度细节的设计，关键在把司法新解释的初衷得以最大可能的实现。（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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