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志

　　经国务院同意，由生态环境部与农业农村部共同制定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发布实施。《计划》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农村饮用水安全有保障；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得到治理，实现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和农业用水总量等一系列目标。

　　饮用水安全、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养殖业和种植业污染防治，《计划》涉及的基本都是农村生态问题的难点。即便在相对发达的城市，像生活垃圾分类，推进一直都比较困难。对观念相对传统落后的农村来说，实现彻底的移风易俗，难度无疑要大很多。

　　需要指出的是，农村生态破坏的种种症状，不可简单地归咎于素质问题，用歧视的眼光来治理。像很多农村地区水体、空气严重污染，主要破坏源并非农民，而是那些乡镇企业或者工业企业，在污染处理设备不达标的前提下，以至于出现疑是“癌症村”的现象。治理层面更需要考虑的是，职能部门环评把关为何不严格？

　　另外像典型的农业化肥污染，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农民生态环保观念的落后，但另一方面何尝不意味着农药化肥的环保标准低下？

　　从城市进化的历史来看，农村环保观念落后，更多还是投入不足的结果。没有像城市一样的污水处理系统，农民家庭当然不可能装上现代化的排污管道；没有集中化的垃圾收运处理站，四处倾倒垃圾的习惯自然难改。基础设施落后的前提下，要求他们像城里人一样，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生活成本和经济成本将急剧上升。

　　当然，要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钱是难题。比如《计划》也只是强调，“东部地区、中西部城市近郊区等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基本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处置体系全覆盖。而且对农村来说，由于人口分散，加大公共投入，面临着很现实的使用效率问题。但即便如此，那些没有财力支撑的贫困地区，不该成为生态治理的飞地，财政转移支付要加大扶持力度。

　　经济水平差异，决定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移风易俗都是个循序渐进的工程，这要求在尊重农民生活习惯同时，切忌为了政绩而搞面子工程。此前有媒体调查，农村的改厕工作在基层异化，在山西省娄烦县，房前屋后、乡间路边、山坡沟里，没有围墙、没有顶棚、裸露在外的蹲便器随处可见。

　　此次出台的《计划》，距离2020年的目标时间，只有不到两年左右。考虑到农民对农村生活方式的依赖性，在完善基础设施同时，实现环保观念变革，达成治理目标难度依旧不小。在这样紧迫的时间限制下，更得防止形式主义作风，用折腾底层的面子工程来应付检查。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强调，严厉查处在农村地区随意倾倒、堆放垃圾行为。从责任主体来看，一方面，必须保证公共投入资金到位；另一方面，不可以罚代管，职能部门必须充分尽到告知教化的义务。

　　强调农村生态破坏并非一个素质论命题，也是为了提醒，它是政府对农民、农村公共服务欠账的体现。尤其是在节点逼近的前提下，不能将治理成本，全部转移给农民，甚至用简单粗暴的罚款方式，来逼着农民选择更环保、但成本急剧提升的生活方式。在推销生态环保观念时，无视农村生产、生活的基本规律以及路径依赖，只会激化基层的矛盾。（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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