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欣红

　　我生长在一个小山村。

　　出生之时，恰逢文革结束，百废待兴。那时，村小学是村里的最高学府，念到小学毕业，基本上就到头了。最多只有寥寥几个幸运儿有机会外出读初中，考高中乃至上大学，那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老师的房间，彻夜明亮。每当我轻轻走过你窗前，明亮的灯光照耀我心房。啊～每当想起你，敬爱的好老师，一阵阵暖流心中激荡……”上了小学之后，我常常一边吟唱这首歌，一边向往成为一位老师。然而，在上初中都是大问题的情形下，这个梦遥不可及。

　　但转机很快来了。我上小学后不久，村里建起了一所初中。最初，我们都以为是因为从原先的乡镇中脱离出来建成一个新的行政乡，所以才配套建起了一所初中。后来才知道，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这所初中的兴建，与宏观形势密切相关。

　　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 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国务院于1986年9月转发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在1990年左右基本实现九年义务教育；中等发展程度的地区要求在1995 年左右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不发达地区争取在20世纪末大体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借助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东风，村子里很多人有了上初中的机会。这所初中刚开始是没有任何自己的校舍、操场和相关配套设施的“三无”学校：师生都住在租来的老旧破落的民国年间乃至晚清时期建成的民房里，学生的席帐就挨个直接铺在楼板上；初一年级的教室租用村里的大祠堂，年代久远的柱子虫蛀极为严重，轻轻一拍里面的粉尘便纷纷飘落，而这成了学生课间娱乐的常规节目。一旦遇上白喜事，祠堂停放灵枢，学生就只好放假回家；初二和初三年级总算在离大祠堂一段距离的地方租到了两间相邻的堆放杂物的库房，但地面却极其坑洼不平，想放下一张平稳的书桌都殊为不易……

　　学习环境极差，师资基本上也是以代课老师为主，有些问题，甚至老师自己都不太清楚……以其昏昏，又岂能使人昭昭？教学质量可想而知。大多数人也就是混张初中毕业文凭而已，鲜有人能升入高一级学校继续深造。

　　转机又很快再一次降临。浙江作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日渐提升。就在上初二那年，我们搬入了崭新的校园。两层楼的校舍，是当时村里最漂亮、最气派的房子。不仅校园环境焕然一新，教育部门还选调补充了一批科班毕业的老师，极大地改善了师资。

　　尤其是刚从中师毕业的班主任老师，全身心地扑入教育教学之中，几乎与学生融为一体。物理本是最令学生头痛的科目，但在他的执教下却成了大家的强项，甚至有些原来在班里物理成绩并不突出的同学，上高中之后竟然也成了他人眼中的物理尖子。全班40多位学生，考上初中中专和高中的就有15位左右（之前常常是一、两个甚至没人考上）。我们的中学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创造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奇迹……

　　正是借助这样的奇迹，我考上了城里的高中，进而考上浙江师范大学，最后走上教师岗位，并成长为一位历史名师。

　　回首人生路，时有做梦般的感觉。一个山村娃之所以能有现在的些许成就，除了个人的努力奋斗之外，命运的眷顾更令我常常感慨万千。如果村里没有初中，我能有机会上中学吗？如果就读的初中只是一所“三无”学校，我能考上高中吗？

　　人生虽然不能假设，但这样的反思，却让我深刻感受到个人与时代以及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国家的富强安康，又怎能让众多平凡的“我”自由成长，创设自己的美好人生？（胡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