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志

　　据媒体报道，3月9日，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公安局接到一起人员坠楼不幸身亡的警情。3月12日，灵石县公安局通报称，坠楼的死者李某某系自杀，死前曾遭受其夫郗某家暴。目前，郗某因涉嫌虐待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这是一起悲伤的新闻。死者生前的朋友圈写道，“总觉得家暴离自己很遥远，今天对我来说就是一场噩梦，恐惧、无助让我窒息，我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很难想象，事发前一天还在正常安排工作，而且据说“与丈夫郗某相处还算和睦”的她，那天到底遭遇了怎样的暴力。

　　关于这起家暴风波，目前并没有太多细节，外界尚无法确认是否和疫情有直接关联，但疫情期间家庭暴力现象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媒体报道提到，湖北监利县派出所在2月份收到162起家庭暴力案件的报警，是去年同月47起举报的三倍。另外，有公益团队监测显示，湖北潜江地区今年1月份的家暴报警数量是85起，2月份为83起，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不只是疫情影响最重的湖北，其他地区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疫情期间，家暴发生概率上升，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人们的情绪压抑已久，很容易爆发；再比如，隔离导致夫妻相处的时间增加，家庭之外的缓冲地带因为封锁而变窄，更容易因为一些琐碎而冲突。

　　更重要的是，受疫情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中断了，受害者遭遇家暴而发起求助，外力可能也无法及时地干预介入；同时，封锁措施让受害者的自我救济更加困难。比如之前媒体就报道了一起案例——疫情期间，前夫前妻被迫待在一起，受害者因为封城“无处可躲”。

　　女性和儿童，原本就是弱势群体，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下，即便他们被暴力对待，也经常被当作家务事内部处理。外力的权益保障和救济不足，导致家庭暴力呈高发状态，女性权利得不到充足的保障。因此别说是疫情期间，在正常状况下，因为调查取证难、惩治震慑难、预防矫治难等种种原因，家庭暴力都往往得不到有效治理，一些受害女性只能忍气吞声。疫情到来之后，各种干预救济、矛盾缓冲机制的式微，进一步放大了危险。

　　这次自杀事件，再次敲响了家暴的警钟。眼下，家暴发生的可能在增加，像坠楼者李某某那样看起来和谐的家庭，同样可能在此期间触发不可调和的矛盾。全社会的精力虽然集中在防控上，但对家暴治理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不能出现任何降级。相反，考虑到各地的家暴案例在增加的事实，必须得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举措。如，加强对家暴者的治罪力度；完善线上的反家暴救济平台、热线等等。

　　疫情之后离婚率会上升，这当然不是一个轻松的段子。在它背后，可能蕴含着一些正在发生的暴力事实。而且应注意的是，疫情对家庭矛盾的催化和放大，远远不止体现在夫妻之间的家暴问题上，还体现在对孩子的暴力上。对虐待现象上升的可能趋势，同样要提高警惕。

　　疫情是一场社会治理的大考，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防控工作中去，的确得分轻重缓急。但弱势群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忽视，成为社会的边缘人。遭到暴力对待的她们，艰难发出的求助声音，应该被及时地聆听到。（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