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阳晨雨 法律学者

　　又一起经年冤案得以平反纠错。

　　2004年11月15日，河南民权县周岗村发生一起中毒案件，电工王战胜的两个儿子王某龙（3岁）、王某峰（6岁）先后中毒，经抢救王某峰脱离生命危险，王某龙最终死亡。一周后，民权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宣布此案告破，“经侦查，同村的吴春红有重大作案嫌疑”。三次死缓三次驳回后，吴春红被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经过多年申诉，2018年9月29日，最高法院认定吴春红犯故意杀人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指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4月1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吴春红无罪。

　　对吴春红来说，这一判决有若千钧。从2004年11月20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到2020年4月1日无罪释放，被羁押5611天后，终于重获清白，在“罪”与“非罪”之间跌宕辗转，这是一份何其难以承受的人生之重。入狱时吴春红还是34岁的壮年，出狱时已年过半百。如今，手捧这份姗姗迟来的无罪判决，他终于能扔掉沉重的投毒杀人犯帽子，回归社会过上正常生活。无罪释放后，他还可以依据《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就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向有关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然而，仅仅是这样还不够。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吴春红当初为什么会被定罪？回看这起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事实证据上的若干不足也很明显。比如，“投毒现场并未发现与吴春红有关的生物材料，包括厨房的门窗、器具和地面，没有发现吴春红的指纹、脚印、毛发等”，吴春红供述的老鼠药的药包未找到，吴春红供述放毒药的裤子已提取，但未检出毒鼠强。由此可以看出，本案在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上，不仅有缺失，且无法形成咬合锁链。认定吴春红杀人的直接证据只有他自己的供述，没有其他任何证据支撑。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或处以刑罚。从专业技能来说，存在如此明显的证据瑕疵，不应为办案机关所忽视，进而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司法判决。

　　为了防止出现冤假错案，我国刑诉法确立了审判监督程序，以便让存在“先天不足”的判决“回头是岸”。令人遗憾的是，在这起案件的平反纠错上，审判监督程序却一度陷入了死循环。从2005年6月23日到2008年10月15日，该案历经4次判决，面对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三次“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要求，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再坚持判处死缓，最终第四次开庭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春红无期徒刑。直到2018年最高法院指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此案才迎来转机。究竟是什么在左右案件审判的错误方向，办案者是否存在违反诉讼法律、审判纪律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有关部门介入彻查，让审判监督途径真正畅通无阻。

　　当然，对这起投毒冤案中“有罪供述”存在的疑点，也不能轻易放过。据报道，当年民权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在案发一周后即宣布此案告破，“经讯问，吴春红交代了他报复杀人的全部过程，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据“本人称，其有罪供述是在刑讯逼供、诱供下作出”。吴春红不仅在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审判时当庭推翻此前的“有罪供述”，此后10余年也“一直拒绝认罪、拒绝减刑，让家人一定要为他申冤”。如果此案存在刑讯逼供等问题，那么根据刑诉法和有关规定，不仅有关证据无效，有关办案人员还应当被终身追责。唯有如此，方能惩戒震慑违法操作者。

　　冤案不能止于改判，调查追责、填补漏洞，也是平反纠错的应有之义。吴春红投毒案改判无罪后，下一章同样重要。（欧阳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