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婷婷　空军军医大学副教授

　　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常被人们称作“武疯子”。最近，“武疯子”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据媒体报道，4月22日，广东揭阳，一男子手持两把菜刀在街游荡，对车窗进行砍砸，据当地派出所人员称，嫌疑人患有精神病已被控制，无人员受伤；5月2日晚，湖北荆门发生伤人事件，一男子持菜刀砍伤11名路人，据悉有精神病史；5月6日，山东济南一名男子持刀砍伤两名儿童，经抢救无效死亡，该男子曾六次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就医……

　　从法律后果上讲，“武疯子”行凶伤人，因为认知和控制能力的先天不足，往往能得到法律的宽宥。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些富有人本情怀的法律规定，也符合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

　　为防止“武疯子”行凶伤人，2013年5月1日，酝酿了27年之久的《精神卫生法》开始实施，明确规定“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

　　如果这些分级分类处理的法律条文能够“硬起来”，对“武疯子”固然是有力规制和约束。问题是，法律条文在现实中仍有“虚置高挂”的现象。一些精神障碍患者，原本就已经病发，身边的近亲属也很清楚其危险性，但往往没有采取或无力采取有效的制止、送医等法定措施。

　　以济南故意伤害案为例，该男子不仅有精神医疗机构就医史，更在5月6日上午与其母亲吵架后到天桥区某商店内购买菜刀，很明显已经发出了“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讯号。但接下来，仍发生了后面的悲剧。假设一下，如果其家人事先预防、及时报警，如果商店察觉异样，拒绝售出刀具或者报警，恐怕结果会大不相同。

　　当然，对于精神障碍患者，单凭家庭个体的力量，是难以解决的，还需要社会齐抓共管。在之前的新闻报道中，一些家庭迫于无奈，甚至用铁链、铁笼将患者长年累月地羁押起来，令人不忍目睹。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将板子打在家庭成员的冷漠残忍上，有关民政部门、公安机关、所在单位、医疗机构等，在依法履职上也有缺位。

　　一个文明的社会，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即便是精神障碍患者，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需要给予医疗、生活等各方面的关心关爱，送医诊断、强制医疗等措施也必须及时实施。若把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社会拖累，甩给家庭了之，不仅有违人本主义，也会给“武疯子”酿成恶果埋下伏笔，让全社会感到刺痛。当法律落地有声，各项措施就位，善待好身边的精神障碍患者，“武疯子”犯罪的悲剧才会不再重演。（刘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