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成

　　17年前，同济大学大二学生李某，因急性胰腺炎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去世，至今仍躺在当地殡仪馆里。原来，2018年12月之前，因医疗费用未结清，医院拒绝提供死亡证明。2019年1月，李某的母亲胡某终于拿到了死亡证明的复印件，准备火化，又收到了殡仪馆存放遗体等20余万元费用。

　　一笔医疗债务纠纷，折腾了17年，现在变成了两笔：17年前欠医院的费用，17年来欠殡仪馆的费用。一件医患纠纷事件，折腾了17年，现在也变成了两个事件：一是逝者家属偿还医疗费的事情，二是医院用死亡证明做筹码，“敦促”患者家属还债的事情。

　　显然，这是一场双方皆输的交锋。而涉事医院在该事件中的表现，实在无法令人满意，甚至可以说过分。不给家属死亡证明，让逝者遗体无法进行火化，从而逼迫家属支付剩余医疗费，这看似可以形成强有力的威胁，但是在手段上已经失去了合法性，也就无法完成正当性的自洽。

　　类似以死亡证明来做筹码的医院，并不是一家两家，司法界对此早有定论。如在2011年，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曾对类似案例做过判决：医院应当为死者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书》，这是医院的职责所在；因医院未及时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书》，导致死者没有及时火化产生了遗体冷冻费用，医院应当承担此项费用。

　　现实中，很多人以及一些机构部门，总是喜欢在A事项上，以B筹码来要挟对方，这是一种不良的思维习惯。在很多情况下，类似的方式并不合理，甚至不合法。

　　事实上，当逝者家属拒不支付剩余医疗费用时，医院完全可以诉诸法律渠道。只要医院提供逝者曾在该院接受治疗的证明，以及具体的费用清单，基本上很容易得到法院的支持。

　　再退一步讲，如果家属确实没有能力支付，这种卡“死亡证明”的做法，除了折磨家属，于医院又有什么好处？于纠纷的解决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种情况下，还不如多一些同情和体恤，帮助逝者家属打通政府救济或社会捐助的渠道，来解决难题。

　　报道中，胡某有两句话令人唏嘘，一句是对法院执行人员说的，“你看这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就直接执行吧”。另一句是，“现在只想拿到儿子的死亡证明。把儿子安葬之后，我也该料理自己的后事了”。胡月琴的丈夫已在2016年去世，一个空巢老太把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我们还要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呢？

　　这件事情，医院不仅在手段和程序上做错了，在情感上，也让人觉得过于冷血。医院作为救死扶伤的地方，非但没有奉行“死者为大”，反而把死者当作筹码，这是道义上的跑偏。拒开死亡证明的讨债方式，没有直接的肢体暴力，却也是一种软暴力，对当事人来说，无法下葬不仅是“搁置死亡”，也是尊严羞辱。

　　所以，这件事情最后不应止于“各取所需”的和解，而应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意义上的说法，给医院的类似行为一个明确的定性，明确追责后再形成规范，警示后来者。堂堂一家医院，尚且如此没有法治意识，这其实也说明，我们的法治建设，还任重道远。（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