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昌俊

　　近日，广东东莞一名网约车司机因送突发疾病的婴儿就医，连闯3个红灯。交警表示需提供相关的医院证明即可消除违章记录，但婴儿的家属拒绝为其作证。此事引发关注。14日下午，公安部新闻中心官方微博@中国警方在线 回应：经过核实，警察蜀黍已经取消了对司机艾师傅的处罚，“我们不能让好人做了好事之后，还寒了心！”不过，媒体最新报道，见义勇为的司机艾先生称此事系乌龙，同医院有另一患儿，且乘网约车就医。目前，当事家属已现身。

　　网约车司机冒着危险为突发疾病的婴儿闯红灯，家人却拒绝作证。这样的反差，可谓鲜明。这也是此事成为舆论焦点的原因所在。如果最新的“反转”属实，说明此前患者家人拒绝作证很可能是一场“乌龙”，这让人稍感欣慰。

　　当然，即便是家人拒绝作证系此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会，在当时的情况下，交警主动核实，滴滴平台及时向警方提交车内录音录像，为做好事的网约车司机“撑腰”，也依然值得肯定。从世道人心的角度来讲，患者家属及时出面给司机作证，这的确是一种义务，也是对善行该有的回馈。因此，患者家属的“举手之劳”，在当时并未出现，舆论的反应是人之常情，而交警和网约车平台的主动出手，则反映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或许因为种种原因，不是每一个善举都能得到受助者的对等回馈，但人性化的执法、平台的留证机制，依然可以给行善者提供稳稳的后盾，避免出现最坏的情形。

　　一般情形下，警方要求患者出面作证，并配合提供就诊方面的资料，这是为最大限度保障处理的公正性，并兼顾处理成本和效率的正常制度设计。但是，当类似情形中受益者该承担的义务因为意外原因缺失，就理应有弹性的执法来及时补位，而不是把代价推给司机个人，这一点同样很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讲，相比要求每一个受助者都能给予善行对等的回馈，我们或更需要这种来自执法机关的处置能动性。

　　事实上，基于当前的技术手段，不管是监控，还是网约车平台的车内录音录像功能，要避免好人陷入“无法被证明”的境地，并不是难事。而交警和平台的积极处理，也同样是社会对于善举予以正向激励的一部分。因此，如果说之前因为乌龙让做好事的司机陷入尴尬，那么，交警主动调取医院监控，网约车平台及时向交警部门提供证明，并向当事司机颁发见义勇为奖金，则是一种之于好人和善行的公共性兜底。如果这样一种公共性关怀不缺席，即便遭遇意外情况，我们也不至于让好人心寒。

　　最大程度上激励善行善举，不让好人难当，其实仰仗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支持系统。最直接的受益者应该履行起码的义务，这是最基础的一环，也是社会最容易察觉到的。但除此之外，它还包括公共部门的人性化执法、社会舆论的理性支持，以及其他主体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对善行善举的支持和包容。当这样一个善行社会支持系统得到正常运转，哪怕其中一环暂时失效，我们也至少能够避免将好人推向最坏的境地。（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