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寒

　　2020年12月21日，某外卖平台43岁骑手韩某伟在送餐途中死亡，经调查韩某伟系猝死。其家属在追究其工伤保险责任由谁承担时，被该外卖平台告知，韩某伟与平台并无任何关系，平台出于人道主义，愿给家属提供2000元，其他则以保险公司理赔为主。

　　在此之前，韩某伟购买了一份1.06元的旅行人身意外伤害险，但猝死只获赔3万元，而平台方面则只提供2000元的补偿。人没了，却只能换来如此微薄的赔偿，此次纠纷也让外界对平台的切割做法产生了潮水般的质疑。

　　韩某伟的家属称，“希望可以获得多一些的赔偿，维持家中生计”。只是揆诸现实，即便诉诸法律，家属也未必能拿到多少赔偿。因为认定工伤的前提是劳动关系成立，而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外卖骑手和平台的劳动关系认定很难，伤亡后的工伤保险理赔诉求多为败诉。

　　对很多网友来说，这种局面可能很难理解。因为像韩某伟之类的骑手，在外卖平台旗下的送餐软件上接单，穿的是带有平台标识的送餐服，收入所得是依据在平台完成的配送量，发生意外也是在送餐途中，结果却不能认定为工伤。

　　事实上在相关纠纷中，平台往往将自己定位为信息撮合方，负责撮合商家、用户和外卖骑手的交易。外卖骑通常不会与平台直接签约，所以理论上确实不存在劳动雇佣关系。而且，在外卖骑手入驻时平台还会签订相应的免责条款，以减轻相关的风险。

　　这种相当灵活的用工模式下，即便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发生了意外伤亡，套用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也很难被认定为工伤。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平台没有责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其实过去的一些案例中，外卖骑手之所以败诉居多，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诉求不合情理，而是传统的工伤认定的标准出现了滞后和脱节。毕竟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可以自由在平台注册的灵活就业方式，属于近几年的新兴事物，不在《工伤保险条例》适用范围。

　　正如有律师所言，韩某伟与平台具有人身和经济的从属性，两者是劳动关系认定中“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所以不能因为用工机制的自主灵活，就机械地判定二者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关系。

　　当然，让平台为每一位外卖骑手负责，发生意外一律工伤赔付，这种放大平台责任的做法未必合适。但平台没有理由彻底切割，至少应该有一些商业保险上的保障，为外卖骑手提供更加完善的兜底保障措施。要求外卖骑手购买猝死赔付3万元的1.06元的旅行人身意外伤害险，显然还远远不够。

　　跳出来看，类似争议案例的不断出现再次说明，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伤保障要在法律层面及时填补空白，推出针对性的认定标准。总之，不能让这些随着新业态而崛起的灵活就业群体在发生意外之后，遭遇理赔无门的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在推动工伤保障职业人群全覆盖方面，一些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比如就在这两天，广东方面发布了《关于单位从业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首次将提供网约车、外卖、快递劳务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参保对象范围。

　　工伤保险是兜底性的保障，是发生意外后重要的救济手段，在这方面，新经济新业态的受益平台理应有更大的责任担当，法律层面同样要尽快调整，实现全覆盖。对这些外卖骑手来说，只有相关的权益保障措施不断完善，他们才能真正走出那个被困住的“系统”。（余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