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英锋

　　“谁是状元？”“文理科最高分是谁？他们在哪？”以往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各省、各市乃至各区县的第一名都会被公众和媒体追捧。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严禁炒作高考状元，今年的舆论场中也鲜见对“状元”的报道，但一些地方和学校采用“换一个说法”“不点名暗示”等各种变通手法，仍然在对高分学生、“高考状元”和升学率进行宣传。

　　没了“高考状元”，却来了“考得比较好的两个人”，没了“高考升学率”，却来了某校或某班高考考生的“一本”“本科”等高考参数的“分子”和“分母”，连小学生都能轻松算出结果……对此，不少网友都对“一样话百样说式”的炒作方式极尽揶揄，并开启了模仿造句模式。教育部门三令五申严禁宣传“高考状元”，简直磨破了嘴皮子，不让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等，可是一些地方、学校或网络媒体等还是变着花样地玩炒作相关高考信息的文字游戏，间接冲击、规避、架空了教育部的禁令，引发了非常负面的社会观感。

　　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等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要从根源上遏制炒作现象，需要进一步优化教育改革，摒弃落后的教育绩效考核模式、竞争模式，强化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畅通人才多元培养渠道，引导人们消除高考功利意识，树立健康积极的高考价值观。而施行这种治本之策需要慢慢来，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当务之急是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先行治标，以治标手段遏制炒作行为的表象，倒逼社会意识的逐渐转变，从而达到以治标促进治本的目的。截至目前，教育部门只是给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等信息划出了“红线”，但这条“红线”是个粗线条，边界比较模糊，没有配套的触线惩戒措施做保障。这样就让一些地方或单位产生侥幸心理，就容易打炒作的擦边球，容易用“变通式炒作”试探甚至触碰底线。

　　有鉴于此，很有必要给炒作“高考状元”等拉出负面清单，明确禁止炒作或变相炒作的具体情形，把各种直接炒作、变相炒作、花式炒作都纳入禁限范围，让相关主体没有炒作的“变通空间”“操作空间”，没有“一样话百样说”的炒作机会。有了炒作“负面清单”，炒作禁令的红线就变得更加清晰，禁令的口就封得更死、更彻底，禁令也就有了更强的可操作性。

　　在此基础上，还应依法明确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等信息的法律责任，明确针对不同炒作主体、不同炒作行为的监督部门和惩戒手段，让炒作者付出必要的代价，让炒作禁令更具刚性和约束力、震慑力。

　　负面清单是炒作禁令的必要补丁，有助于相关主体看清炒作禁令的具体红线，增强自律意识，规范涉教育、涉高考宣传行为，有助于监管部门严格履行监督职责，全面到位、精准有力地执行禁令，堵住监督的漏洞，消除监督的死角死面，提升监督效能，也有助于民众参与社会监督，有助于全社会树立、增强拒绝炒作、远离炒作的共识。

　　给炒作“高考状元”拉出负面清单，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切实可行，应当是落实严禁炒作“高考状元”政策规定的一件实事、好事。各地教育部门、学校以及相关监管执法部门对此应当认真考量。（李英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