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东平

　　最近20年以来，中国的基础教育除了公办和民办两个系统外，生长出了规模巨大的第三个系统，即校外培训系统，而且出现了一批实力强大的上市公司。今天中国基础教育的格局和利益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校外培训成为增加课业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助推应试教育的最重要的力量，已经到了“天怒人怨”，不得不变革的时候。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校外培训教育在国外通常被称为“影子教育”，意思是它是为了满足公办学校的某些需要，如影随形产生的。比较多的是一种补习教育，或者公办学校难以提供的音乐和艺术教育，都可以通过校外培训来提供。

　　在中国，校外培训一开始也满足了一部分学业困难学生的需求，但是到后来就逐渐偏离了这个方向，恶化了整个教育生态。现在国家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就是要把被抬得很高的水平面降下来，降到原来的初始位置。这种治理的思路是有价值的，当然治理的难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过程，我们要逐渐面对和解决各种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当校外培训回归理性后，教育的矛盾就会转移到公办学校之内。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重新回到以公办学校为主的轨道上，来解决各种教育问题。

　　首先要确保学前教育不被超前教育、提前教育所裹挟。我们看到中国的校外培训系统不断下沉，越来越低龄化，下沉到给2—3岁的幼儿做各种思维训练。在这方面我们要有更坚决和更强有力的措施，避免学前教育被培训所裹挟，甚至通过学前教育的立法。例如，可以规定英语、心算、作文、速读等类型的补习，都不能招收6岁以下的幼儿，违规者要被处以严厉罚款。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清晰的规则，才能够阻止事态的恶化。

　　其次，要改善小学的教育生态，归根结底就是减负的问题。小学做到真正的减负，要取消公办学校的唯分数评价和超纲的考试。在国内一线城市，有的公办学校最后一道题是奥数题，这完全是违规的行为。这种现象必须彻底改变。学校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说是要减负，却还是搞这种超前、超纲、超难度的教育。

　　另外非常重要的是需要刹住公办学校教师的有偿补课，这也是很多家长最大的担心。校外培训被治理后，会不会导致培训转移为在校教师的有偿家教？这种可能性较小，但仍要加强管理。在校教师的有偿家教是违规行为，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如果这个事情做得不彻底，就会使校外培训仍然变相生存。

　　我们还要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治理校外培训后学生的生活如何安排，特别是在假期阶段。过去家长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选择，把小孩子送到培训班去，毕竟这可以分担看护孩子的问题。所以当下及未来我们面临的一个新情况、新问题，就是我们的政府、学校和社会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要担负起学生的课外时间的服务。

　　最近，上海、北京等地已经推出暑期托管服务。例如，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由团市委、市教委牵头，包括卫健委、体育局、总工会、妇联等各机构共同参与，覆盖了16个区，一共建立543个办学地点，为大多数小学生提供一个课外活动和托管的场所。这种社区服务应该是社会的常态，一个学习化社会、一个儿童友好型社会的常态。国外的一些做法也可以借鉴。例如，丹麦每个社区都有青少年俱乐部，包括足球、手球、网球、游泳等项目，而且离家很近，学费也不高。像这种社会服务在中国还不普及，所以可能是今后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我们的家长也要意识到，当下教育生态的转变也可能是我们培养孩子自主能力非常重要的机会。我们知道不少国家学生的寒暑假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将近有三个月左右，为什么设计得那么长呢？就是为了让学生走出学校，发展自己的兴趣。所以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组织都需要共同帮助学生安排设计有价值、有意义的活动，帮助学生走进自然、走进社会、走进职业生活。

　　对于中学生而言，可以让他们学习自我管理，确定一个假期的目标：读多少本书，自学哪些内容，参观多少个展览，参加一次旅行，等等。同时可以确定一个个人的研究项目，比如研究家谱、社区调查、村落调查等。此外，还可以利用假期多参加公益活动，既可以参加社会公益机构的活动，也可以自我设计一些公益活动。比如说帮助老人学会使用电脑和掌握使用手机的APP，帮助家长建立一个手机的通讯录等。如果孩子们到企业、商店、农村进行一次生活体验，也是非常有价值的经历。这些都是比刷题更重要的学习，会使这个暑假更具有价值。（杨东平）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