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佘宗明

　　对外卖员群体而言，这无疑是个攸关生存境遇的重磅消息——7月2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从劳动收入、劳动安全、社会保障、从业环境等多方位保障外卖员权益。《意见》明确规定，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适当放宽配送时限。

　　一日三餐点外卖，不想出门找代买，如今，外卖业蓬勃发展，外卖员早已“浸入”人们的生活。而外卖员群体与民众的高频交互，也让他们的遭际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舆论场中，外卖员们工作的高强度与权益保障的低水位，一再引发社会讨论。

　　无论是街头寻常可见的外卖员“用生命裸奔”的景象，还是不时发生的外卖员因超时而崩溃，继而跟餐饮商家、小区保安、订餐用户产生纠纷的情形；不论是此前北京人社局副处长体验送外卖累瘫街头，还是之前有43岁外卖员送餐时猝死，都不啻为观察外卖员群体生存境况的切片。

　　去年9月，那篇刷屏全网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更是将外卖员群体在“大数据血汗工厂”的境遇带入大众视线中——在平台算法与数据驱动下，外卖员们的配送时间被极致压缩，与之伴生的是严苛的“超时罚款”“差评处罚”机制，为了避免差评、维持收入，外卖员们只能是选择逆行、闯红灯，生命安全与身心健康也受到了威胁。

　　外卖员不该是送餐机器，他们身上有着“本地生活服务的重要提供者”和“社会末梢上的底层劳动者”两重属性，理应得到善待。而“善待”的应有之义，就是让他们跳出算法囚笼与系统围困，让他们的权益得到起码的保障。由此而来的要求是，在KPI考核层面减轻他们的刚性压力，在权益维度为他们织牢“保障网”。在此前受访时，外卖骑手们就表示，最想被“减压”，希望成立行业协会。

　　为外卖员减压，还得秉持问题导向。在外卖业现行规则下，用户即上帝，算法会“监视”，准时是生命线，这相当于给外卖员戴上了紧箍咒，他们不得不变成“小飞侠”。随之而来的场景就是，外卖送餐车辆闯红灯、走机动车道、在非机动车道逆行、越线停车、超速行驶等交通违法问题很常见，外卖员会因为店家出餐慢、保安不让进等问题跟他们产生直接矛盾。

　　正因如此，之前就有些地方出台规定，强行为外卖员的工作节奏按“慢进键”：2017年，深圳交警局率先在全国搭建外卖送餐车精细化管理平台，要求外卖小哥不准使用超标外卖送餐车、不准冲红灯等“六不准”的新标准，并建立骑车人违法三级处罚机制，强化了外卖送餐员管理。2019年，扬州市规定，“外卖小哥”交通违法1次，将被停工1天。之前有平台还增加了所谓用户“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的功能。

　　但光让外卖员“慢下来”远远不够，更关键的是重构规则，将约束箭头对准外卖平台和雇佣方，赋予外卖小哥“慢的权利”。这其中，让外卖平台跳出“向速度要市占率”的内卷螺旋，要求平台对算法系统进行优化，改变“压榨性限时机制”，至关重要。

　　在此之外，超过个体耐受力阈值的接连强制派单机制，同样需要改变。连续派单、扎堆接单，也会让外卖员想慢也慢不下来。鉴于此，从劳动负荷角度评估和调适派单机制设计，也需要提上日程。

　　在此背景下，《意见》明确要求平台建立与工作任务、劳动强度相匹配的收入分配机制，确保外卖送餐员正常劳动所得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适当放宽配送时限，都是有的放矢、靶向发力，这抓住了问题要害，有助于为外卖员切实减压。

　　外卖员“慢的权利”需要保障，作为灵活就业人员的其他权利也需要保障。在此之前，外卖员工伤问题频发、工伤保险却无人交的问题，已多次引发热议。鉴于此，探索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已箭在弦上。像之前广东省人社厅等部门就推出了《关于单位从业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将外卖小哥纳入工伤保险。

　　这次《意见》要求督促平台及第三方合作单位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支持其他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等，也颇具针对性。这为制度性解决全国外卖员群体的工伤保险等权益保障问题，提供了指引。

　　说到底，将外卖员极限压榨的机制，绝不是合理“系统”。既然如此，就该再造一个裹着人文底色、保障个体权利的系统。就此而言，指向改善外卖员群体境遇的系统性努力，显然越完善越好。（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