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支振锋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显然是一场难以速战速决的战斗。在武汉发起人类第一场针对新冠病毒的人民战、总体战、阻击战之后，中国的超级都市上海最近又经历了一场疫情防控的鏖战。北京目前也在严阵以待。

　　巨型国际都市的疫情防控本就不易。纽约、伦敦等一些西方国家超大城市选择“躺平”，不仅是对老人、儿童等易感染者生命健康极端不负责任的残酷“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病毒持续变异、后续危害难以评估的情况下，更构成对其民众甚至更广泛人群生命健康的严重威胁。在全球人员、物资流动频密的今天，美欧疫情应对模式为全球疫情防控带来更多困难和不可控因素。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中国疫情防控只能走自己的路。但对上海、北京这样的巨型城市而言，2000多万人口的物资供应、区域封控中的秩序维护、大规模核酸筛查的组织、慢性重症及有紧急医疗需求者的生命健康、医疗与疫情防控设施等资源的分配调度，尤其是紧急突发状况的应对，可谓千头万绪，异常复杂。这种情况下，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采取更加有效措施，努力用最小代价实现最大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就成为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题。

　　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作为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极限考验，不仅是极端条件下艰巨的“物资供应战”“物流畅通战”“医疗救助战”“组织协调战”“权益保障战”，还是发动全民抗疫的“动员战”，纾解居民心理情绪的“关怀战”。特别是在网络时代，面对认知歧异和复杂声音，还必须打好增信释疑的“舆情战”甚至反制境外歪曲或误解的“信息战”，从而打赢凝聚全民抗疫信心的“共识战”。

　　从这个意义上讲，舆情应对已经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舆情就是民情。14亿多人口、国土辽阔、文化多样、变迁迅速而且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样的大国治理必然伴随复杂的不同群体之间利益碰撞。突发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期间，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也须认识到信息时代舆论的复杂性，对那些明显的“带节奏”行为予以及时澄清甚至必要时依法严查。

　　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在核扩散、气候变化、网络空间、恐怖主义等接连出现的背景下，人类社会经历深刻变化的又一体现。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影响都是全局性、整体性的，没有谁能独善其身。世界真正成了地球村，人类真正前所未有地成为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个人与集体、社会、国家的“群己权界”正在面临重新调整。西方工业时代形成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甚至个人至上主义理念，需要根据新的情况进行扬弃。

　　这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紧急状态，并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在突发事件中最大程度减少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保障公众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的宗旨所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对公民权利进行临时调整，甚至依法进行必要克减，往往是别无选择的权宜之计，也是现代任何正常国家的通行做法，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和支持。

　　适应疫情防控复杂艰巨形势下群众工作新特点新要求，永远把群众需求放在第一位，深入做好组织、宣传、教育、服务群众工作，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就能凝聚起全面抗疫的有力共识，打赢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