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昌俊

　　湖南男子向某求子心切，与湖南某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股东签订了一份“选性别、包成功”的“代孕服务”协议，总价款76万元，协议承诺“包生健康男孩”。男婴出生后身患系列疾病，向某随后起诉要求法院确认上述协议无效，并要求协议乙方返还其已支付的52万元服务费，同时赔偿其损失20万元。近日，湖南省洞口县人民法院审理该案并作出一审判决，认为上述“代孕服务”协议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认定协议无效。

　　类似由代孕引发的纠纷，并不鲜见。如就在上个月，媒体还报道了“江苏一女子花39万元找人代孕，起诉代孕公司要求退款”的案例。而去年，有媒体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代孕”为关键词，检索到共计415份法律文书，时间跨度从2012年至2020年。在这415份法律文书中，财产纠纷和抚养纠纷居多，其次是经济合同类纠纷。就这次的案例来看，法院的判决结果，契合了社会主流价值对于代孕的认知，也可谓是对“禁止代孕”的法律立场的重申，同时也警示代孕可能存在的风险。

　　不过，这类纠纷也提醒,对于非法代孕的治理还需要更进一步。众所周知，“代孕”不仅与公序良俗存在抵牾，也明显违规。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都明确禁止相关医疗机构和技术人员实施代孕。去年4月发布的《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也指出，严厉打击代孕等违法行为。但是，时常出现的代孕纠纷以及屡被曝光的代孕黑产都说明，虽然代孕是被明令禁止的，但其依然以“灰色”的方式在进行。

　　其原因，除了社会观念因素，也与相关法律规制仍不完善直接相关。要知道，我国直接禁止代孕的仅是上述原卫生部出台的部门规章，其权威性、震慑力，都明显不足。像目前的一些代孕服务纠纷即便进入司法层面，也多只是限定在民事纠纷的范畴，这本身就说明了不少问题。这样一种局面，既给代孕灰色产业留下了缝隙，也实际影响到了一些家庭的选择。因此，有人大代表就呼吁，应将组织、中介非法代孕行为归于刑事犯罪。由此可见，“代孕非法”这个价值基点要得到有效维护，还需要在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

　　当然，目前这一局面，或也与代孕是否应该完全被禁止仍存在争议不无关系。近两年，某女明星的“代孕弃养”风波曾引发了对于代孕是否可以合法化的新一轮讨论，也有人大代表建议“有条件允许合法代孕”，“代孕行为可进行许可证管理”。再加之，2015年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删除“禁止代孕”相关条款，也一度引发了社会对于代孕政策变化的猜想。

　　就目前来看，“代孕非法”的国家立场依然是非常明确的。但是，由非法代孕引发的各类纠纷，及其产生的社会、道德、伦理争议都表明，对代孕的法律规制仍需要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否则，就将形成破窗效应，带来诸多的连锁反应。当然，代孕涉及法律、伦理、社会问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在任何国家都不是一个简单议题。对此，也不妨进一步推动社会讨论，拿出更完善和周全的方案。（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