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医生“强制报告联络员”更好发挥作用

　　作者：罗志华

　　上海首批医生“强制报告联络员”受聘，照亮“隐秘的角落”。据媒体报道，为了给强制报告设置专人负责的“前哨岗”，近日，上海市普陀区医疗机构强制报告联络员聘任仪式召开，24名来自辖区内各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社区卫生中心等医疗机构的医生，受聘成为全市首批医生“强制报告联络员”，负责本单位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事宜的协调处置、沟通联络、宣传培训。

　　当医务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受伤害的可能性时，有依法向相关部门报告的义务。因此，只要医务人员能够依法行事，似乎没有必要在医生中聘请“强制报告联络员”。其实不然，医务人员虽然有强制报告的法定义务，但向谁报告、如何报告、与相关部门怎么协调，如何处理接下来的医患关系等，都颇有技术含量，需要有经验的医生进行指导。此外，强制报告制度要进行政策宣传与知识普及，应由专业的联络员来完成这项任务。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建立以来，得到了社区、学校、医院等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大力支持，许多“隐秘的角落”已能快速地被外界获知。但也要看到，有不少针对未成年人的隐性伤害，却很难被强制报告责任人获知，比如冷暴力、精神催残、心理施压、饥饿导致营养不良或生长迟缓、性骚扰等。这些侵害未成年人的行径，是强制报告制度面临的一个短板，其结果是，殴打等导致肢体受伤等显性伤害虽然大幅减少，但隐性伤害没有明显减少。

　　医学模式从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转换，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诊疗方式上，也从注重身体疾病，向注重身体和心理疾病、以及社会对身心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转换。尤其应通过儿童心理门诊、学习困难门诊等场所，以及针对精神疾病科的小患者等个体病例，去发现并报告隐藏的伤害。

　　在所有强制报告责任主体当中，医生最具有发现隐性伤害的能力。作为“强制报告联络员”的医生，不应仅仅起到联络员和及时报告显性伤害的作用，更应该在发现隐性伤害、扩充强制报告内涵等方面，推出更多开创性举措，探索更严密的强制报告模式，将包括隐性伤害在内的所有未成年人侵害案件及时报告和揭露出来，为未成人营造更加安全的成长环境。（罗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