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昌俊

　　学生在课间时间活动受限的现象，早在2015年就引起热议，《人民日报》做过学校课间活动变“圈养”的现象的相关报道。时至今日，课间“圈养”仍未消失。近日，山西晋中一位老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吐槽“课间圈养”：7成学生课间不出教室，偌大的校园空空荡荡……甚至，据媒体报道，有学校出现“高中生要带通行证才能进厕所”的规定。“课间10分钟，‘野’点又何妨”，这句话曾引发学生、家长及公众的共鸣，但是为何难以落地？

　　是谁偷走了中小学生的课间10分钟？这个问题其实早就被讨论过。但从这次社交媒体的跟帖留言数量来看，“课间不许出去玩”所带来的“课间圈养”现象，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观。而相较于过去，这一现象发生在近几年推进教育“双减”的背景下，显然更引人深思。

　　课间10分钟是用来给学生休息、放松的，连这个空间都因种种原因被“剥夺”，其给孩子带来的伤害，相信是无需多言的。但问题是，大家都知道这不对，可并没有促成有效的行动。问题到底在哪？除了部分老师有意无意的“拖堂”，这次讨论中，有很多人把矛头对准学校及“过度维权”的家长，言下之意，是因为学校和老师担心孩子课间玩耍带来安全问题而遭遇“维权”，所以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就更倾向于把孩子圈在教室之中。这种因素的确客观存在，但从更大的社会环境来看，这背后或许更是源自一种长期以来的教育理念偏差，并未随着“双减”而得到真正地改变。。

　　谈到该现象，很多“过来人”都在怀念曾经课间的喧闹，但其实，这里面可能仍存在着不自觉的“美化”成分。毕竟，体育课被习惯性侵占也曾是无数人学习生涯中的共同痛点。而由体育课被侵占到课间十分钟也被“偷走”，程度在加剧，但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其实在根本上并没有变，那就是我们的基础教育仍处于一种“高压”的应试状态，与大家想象中的“减负”、素质教育，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差距。或者说，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长，真正把孩子当成一个“人”来培育，而不是一种“升学”的机器，这在行动上的共识，依然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在课间十分钟被偷走的另一面，很多家长可能也需要扪心自问，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孩子放学后必要的休息时间？

　　一组数据或许具有参考性。2021年3月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中国95.5%的小学生、90.8%的初中生和84.1%的高中生的睡眠时长未达标。并且，回首过去的十几年，这种未达标的情况是逐年加重的：2009年，有47.4%的青少年在上学日的睡眠时长为8小时及以上，而2020年这一比例降至46.4%；2020年青少年的平均睡眠时长为7.8小时，比2009年减少了0.3小时。所以，“课间圈养”绝不应该被当作一个孤立的现象来看待。孩子们被偷走的课间十分钟，不过是多数孩子被剥夺的正常成长所必要的“松弛空间”的一部分而已。

　　可以说，虽然如今给孩子减负从制度上到社会共识都越来越明确，甚至在防范近视率、中小学体质健康考评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但很难说整个社会的教育压力和教育焦虑真正得到了缓解。要知道，在学生得不到该有的松弛的另一面，其实是整个社会的教育神经并没有能够获得放松。与此对应的便只能是，一些看起来的本该恪守的常识和教育规律，却迟迟得不到该有的尊重，甚至让错误的观念变本加厉地风行。因此，要真正把该有的休息时间还给孩子，仅仅是谴责怕承担责任的学校、过度维权的家长，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实际上，最近同样受到热议的两个话题——“脆皮大学生”和“开学第一个月儿童精神科爆满”，与“课间圈养”其实也都可以说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征。它们都在提醒社会，我们的教育确实还需要更多的革新——从理念到行动。（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