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昌俊

　　“互助献血”话题再次引发关注。日前有媒体调查发现，在北京、天津的多家三甲医院，患者做手术前，需要让家属在采血点献血400毫升。如果亲属无法献血，也可以“想办法”——花2000元找人代为献血400毫升。所谓“代为献血”，即有人在这些三甲医院里发小卡片称可以“互助献血”，如果有患者需要用血但家属又不能献血时，发卡人可以找人代为献血，但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互助献血”所带来的一些乱象，典型如滋生有偿“代献血”的灰色生意，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也因此，对于“互助献血”到底应不应该存在，相关争议也一直持续。2018年4月1日起，互助献血在全国范围内被叫停。然而从现实看，“互助献血”其实在不少医院依旧存在，其伴生的有偿“代献血”生意同样未能真正消失。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临床用血上的供需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的破解。

　　到底要如何破解？这方面的讨论其实已有很多。根据公开信息，2023年全年我国无偿献血达1699.2万人次，献血量2892.1万单位，较2022年分别增长5.9%和4.8%，献血人次和献血量均创历史新高。但是，这并未改变总体上血液供需的“紧平衡”状况。具体看，这里面又存在一些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如一些大型医院，往往要接收来自全国的患者，临床血液的需求量大，供需矛盾就更突出。事实上，“互助献血”异化为有偿“代献血”的现象也主要发生在这些大型医院。对此，建立一个全国统筹的血液资源分配机制殊为重要。事实上，有政协委员就建议，应从国家层面掌握准确的血库血型分布信息，建立有效的跨区域调拨机制，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血液的科学调配。

　　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要继续提升民众参与无偿献血的积极性，从而加大血液供应量。这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的原则真正落到实处。现实中，这一原则的落地受到多方面的掣肘。比如，很多医院要求献血证只能在本地才有效，但是异地就医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天然构成了一种矛盾；再比如，有的医院还要求有近期的献血记录。还有的，在各种优先用血方面的审核、费用报销流程复杂。凡此种种，都直接削弱了献血者的“获得感”，也在客观上了弱化了社会对于无偿献血的信任度，从而使得参与无偿献血的积极性不足。因此，推动无偿献血者优先用血的原则跨区域互认，真正将无偿献血背后的激励机制落到实处，当是缓解血液供应不足不容回避的一环。

　　开源之外，节流同样重要。比如，“自体输血”被公认为是最安全有效的输血方式，在国际上，自体输血也成为解决临床用血的一个重要渠道。据称，一些发达国家自体输血占临床用血量比例超过40%。前些年，相关部门也明确要求推广“自体输血”，要求三级医院自体输血量不得少于总用血量的15%，但现实进展有限，尚需要针对各种阻力加以破解。此外，严格掌握临床输血指征，减少不必要的输血，纠正和杜绝输注“安慰血”“营养血”等现象，也被普遍认为是减少临床血液浪费的重要途径。

　　一句话，要让踩踏法律红线，且存在安全隐患的有偿“代献血”失去生存空间，归根结底还是要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来着力缓解临床血液使用上的供需矛盾。（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