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洪举

　　8月19日下午，在辽宁大连救人的柳某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寻找被救者，“大连公安正在为我申报见义勇为奖，我现在需要被救者给我出具一份证明。”柳某表示，他一开始没有准备申报见义勇为奖，但是在了解到这一奖项对女儿上学、工作有帮助后，决定站出来争取这份荣誉。

　　可以说，柳某申报见义勇为的理由说得很实诚。但也正是因为他的实诚，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认为他有违见义勇为的初心。这样对见义勇为的苛刻质疑，显得毫无道理，任何时候，都应对舍己救人，大公无私的救人行为报以宽宏之心，而非毫无缘由的猜疑苛责。

　　众所周知，见义勇为是在紧急情况下的施救行为，救人者往往来不及预想危险的场景和后果，这正是见义勇为应值得褒扬和肯定的关键之处。要是救人者施救之前都先仔细考虑危险程度和救人后果，或者与受益者“谈判”收益，要求受益者向其出具证明再行施救的话。见义勇为之举也就不复存在了。

　　而且，褒扬见义勇为行为是现行的法律政策，是弘扬向善向上社会风气的应有之义。一般来说，只要人们实施了见义勇为行为，无论其本心与结果如何，都应获得相应的褒扬、奖励和抚慰。强求救人者无私奉献，不能有任何私心杂念，本就与社会常识和人之常情违背，是强人所难。现实中，只要有施救行为，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相关部门也会肯定见义勇为事迹并予以褒扬。退而言之，哪怕见义勇为者就是冲着奖励来的，只要其实施了善行，也应予以肯定。

　　只有真真正正地褒扬见义勇为，而不苛求救人者的本心和救人结果，才是对见义勇为的尊重。那么，在见义勇为有相关优待政策的情况下，救人者事后要求受益者出具证明无可厚非，没有任何可以苛责之处。因为，这是其本就应该获得的褒扬和奖励，其寻找受益人出具证明也算不得非分要求。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有关部门要求受益者出具证言的做法，完全合情合理合法。认定见义勇为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需要充足的证据。仅仅凭借一段视频未必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只有按照规定和流程将见义勇为认定得扎扎实实，方可服众并消除疑虑。

　　正常的社会中，“好人可以不要求有好报”，但一定要“让好人有好报”。满足见义勇为者的正当合理诉求，就是给见义勇为撑腰，是鼓励更多人积极见义勇为。如果过于苛责和指摘见义勇为，只会让见义勇为者寒心，或者发生救人前先要求受益者出具证明的奇葩现象。当然，相关部门也有必要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帮助和指导，协助其搜集证据，进而还原事实真相，推进形成善行义举不断涌现的良好社会风尚。（史洪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