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青

　　最近，公安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下称《意见》），进一步完善家暴告诫制度，加强对家庭暴力的干预。

　　有人以为，只要把家暴等同于故意伤害，就能直接制裁施暴者，简单干脆。但事实却是，家庭关系不同于陌生人关系，家暴也远比陌生人冲突更复杂。受害者长期处于心理控制和情感勒索之下，TA们遭遇到的家暴类型，除了殴打之外，还包括经济控制、言语羞辱、冷暴力等。所以，受害者的遭遇不能简化为“被打了”，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受害者“被困住了”。因此，完善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就是为受害者脱困提供执法层面的助力。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出具告诫书9.8万份，有效发挥了告诫制度预防制止家庭暴力的“警示器”“缓冲阀”作用。

　　但在实践中，很多人觉得告诫书太温和，如同罚酒三杯，施暴者几乎不付出代价，而受害者却有可能面临变本加厉地报复。例如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一起家暴案例：四川省泸州市看守所民警高某被曝婚后两年对妻子实施家暴，受害者曾多次报警，并寻求施暴者单位的帮助。可哪怕是执法单位，对家庭暴力的态度也还是“劝和不劝分”的传统逻辑，派出所开具了《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后，也未见下文。大家都知道“家暴零容忍”的概念，可没有体系化的支持，受害者如何才能做到“零容忍”呢？

　　总的来说，家庭暴力告诫制度面对着“家暴是家务事”的观念阻力，存在着证据标准不统一、地区差异大的问题，以及社会支持体系欠缺，告诫书难免单薄无力的现实困境。

　　因此，这份《意见》有针对性地给出了解决方案。一是，明确了家暴的证据标准。基本证据条件包括：加害人对实施家庭暴力无异议的，需要加害人陈述、受害人陈述或者证人证言；加害人否认实施家庭暴力的，需要受害人陈述或者证人证言以及另外一种辅证。辅证类型包括记录家庭暴力发生过程的视听资料、相关电子数据、伤情鉴定或求助记录等8类。统一且细化的标准，可以让家暴事实的认定更加科学，避免执法模糊和地区差异，让这个制度平等地照亮每一处阴影。

　　二是，强调了告诫是一种制度化保障，明确法院、教育、民政、司法、卫健、妇联、妇儿工委等有关部门职责任务及工作衔接机制。警方出具告诫书只是整个制度的一环，只有通过跨部门协作，告诫书才能从平面到立体，为受害者撑起坚实的保护伞。

　　惩罚施暴者，是对正义的期待。但从反家暴的角度说，这还远远不够。告诫制度要让施暴者明白，暴力行为不会轻松过去。《意见》从出警、认定家庭暴力，再到出具、送交告诫书，到最后的查访每一步都做了清晰的规定，也就是说，在这个制度体系之下，施暴者会定时面对居委会、公安的查访，会面对外部力量的监督。多部门的联动机制，则让受害者可以获得包括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多方面的帮助。完善的制度保障，也能进一步扭转社会上陈腐观念的惯性。

　　当然，家暴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家庭暴力告诫制度更多是在执法层面发挥作用，只是反家暴的制度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一个完整的支持系统，应该还包括心理咨询、庇护所、职业培训等方方面面，帮助受害者拥有脱离暴力、重建生活的能力。

　　暴力不过是一种欺软怕硬，在反家暴中形成越多的共识与合力，受害者才能更快走出困境。（马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