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威 科普作者

　　在陕西西安多个花鸟市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和“三有”野生鸟类被公开贩卖，鸟贩子甚至坦然表示“卖完再去逮一批”。而相关管理人员、保安却集体“视而不见”，即便群众多次举报，也难以撼动这条灰色交易链。这一由《人民日报》记者实地暗访揭开的现实，再次将非法猎捕和贩卖野生鸟类的问题，摆在了公众面前。

　　报道中，“生鸟”撞笼的悲惨画面与鸟贩子“回去再逮一批”的嚣张言论，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而市场管理人员的袖手旁观与此前相关部门对群众举报的无动于衷，更是令人深思。

　　报道发出后，当地迅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雷霆出击值得肯定。但我们必须追问，为何非要等到媒体曝光，监管的“利剑”才肯出鞘？一个长期存在、群众多次反映的问题，缘何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长期存在？这暴露出的不仅是违法者的猖獗，更是部分环节监管的失守与责任的虚置。

　　违法者底气何来？因为违法成本实在太低。鸟贩清楚法律界限，一只画眉鸟价值不足千元，即便被抓现行，也难以达到立案标准。一些摊贩将高价值鸟藏在库房，市场上只摆一两只“样品”；捕鸟工具则冠以“防鸟网”的名义，在电商平台公开售卖。这些“法律技术性逃避”手段，让监管形同虚设。群众举报无人回应、执法人员顾虑重重，非法交易者的利润却稳稳落袋。

　　更深层的问题是，这类“违法成本低”的现象，并非孤例，而是广泛存在于多个环保执法领域的共性难题。当前，我国在打击非法捕猎和贩卖野生动物行为时，通常采用“案值”作为入罪与否的量刑标准。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非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需“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司法解释中，“猎捕数量”“是否营利”“是否在保护区”以及“所涉动物的市场价值”等成为判断“严重”的主要依据。这使得一些违法者有恃无恐：通过控制携带数量、选择价值较低的物种，或谎称来源不明，以规避入罪门槛。过于依赖“案值”的定罪方式，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反映生态破坏的全貌，成为司法打击的一个短板。

　　例如，一批刚从野外捕来的“生鸟”，在捕获、运输、销售过程中大量死亡，虽未售出，却已对生态造成实质伤害；而一些濒危物种数量本就稀少，哪怕捕猎一两只，造成的种群打击也不可低估。

　　这一做法在法学界和环保领域也引发了持续争议。有专家指出，应探索“生态破坏影响值”“种群影响权重”等替代指标，将“物种受威胁等级”“行为可复制性”等纳入综合判断，建立更具生态视角的违法定性标准。同时，对于难以用市场价格衡量的非经济型物种，不能再一味用“案值”来判断其违法严重性。在实践中，如确实发现“案值定性”存在漏洞和被利用空间，应推动立法与司法解释的修订，做到疏而不漏，不让任何形式的生态犯罪游离于法律边缘。

　　非法贩卖鸟类的背后，不只是“几块到几百元”的交易，更是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侵蚀。志愿者透露，野外抓到10只鸟，能活下来的只有1只，大部分在捕捉和运输过程中死亡。燕子等双亲抚育的鸟类，一旦一方死亡，整窝雏鸟往往也会夭折。

　　近年来，全球鸟类生存状况持续下滑。数据显示，北美地区50年来鸟类数量减少约30%，欧盟自1980年减少约6亿只。我国也不例外。即便是此前未被列为一级保护的鸟种，如黄胸鹀（俗称禾花雀），也因食用和观赏双重压力导致数量急剧减少，在2021年被紧急提升为一级保护动物。鸟类不仅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种子传播者和“生物农药”，更是衡量生态健康的敏感指示器。一处候鸟迁徙地的破坏，可能牵连整个迁徙链条，甚至波及千里之外的生态平衡。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鸟类饲养在全球范围内确实有悠久的文化与市场。画眉、百灵、相思等“鸣禽”在人们眼中是陪伴和吉祥的象征。在中国，鸟市、鸟笼文化、斗鸟传统根深蒂固。这种文化属性本身并非原罪，但关键在于转化方向。真正的爱鸟，不应是将其囚于笼中、剥夺其天性，而应是把对“鸣禽”的喜爱转化为对生态保护的理解与责任。

　　合法、科学的特种养殖并非不可以存在，但前提是要具备合法资质、清晰来源和严格监管机制。尤其在实践中，野生与人工饲养鸟类往往难以辨识，必须推动建立从养殖到销售的全流程数字化追溯体系，防止“合法掩护非法”。

　　西安方面此次整治行动，已表态“售卖必查、违法必究”，值得肯定。但整治不能只是阶段性“风暴”，更应建立长效机制：如常态巡查、实名举报奖励、基层护林员清网行动、相关法律条文修订等，真正构建起监管的“防火墙”。

　　我们保护野生鸟类，不只是保护几只鸟，更是在守护头顶的这片自由天空。那些习惯于在角落里偷偷买卖的鸟贩子也该明白，无视法律的代价，绝不仅仅是一个摊位被撤、一只鸟被放生那么简单。清脆的鸟鸣，应是山林田野间最动听的交响，而非笼中哀婉的悲歌。守护这些天空的精灵，考验着一个社会的治理能力与文明成色。（周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