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克鲜

　　在教育部门“双减”政策红线之下，一些中小学想出了变通的手段：将“成页不成册”的电子作业或试卷照片发到微信群里让家长打印，让孩子完成作业，“8天各种作业打印60多张纸”。据半月谈报道，多位家长反映，孩子上小学就开始打印作业，他们为此买了打印机，不堪其扰，不仅得一直关注群消息生怕错漏，如果家里打印机出故障，一晚上还得跑好几趟打印店。

　　明明是“减负”的好政策，最后成了需要家长盯群、打印的“增负”。一本练习册就能解决的问题，变为繁琐且没完没了地打印、督促、整理。孩子累，家长更累，问题出在哪？

　　教师通过微信群频繁布置电子作业、要求家长打印的行为，看似规避了教辅材料征订限制，实则将课业负担转嫁为家庭的时间成本、经济压力。这一怪象，考问教育部门“减负”的真实效果。

　　首先，用打印作业来规避教育部门的“一课一辅”政策，搞“加量不加价”，本身就是一种形式主义。早在2015年，教育部等三部门印发的《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明确提出，一个学科每个版本只能为各县（区）或学校推荐1套教辅材料，供学生选用，即所谓的“一课一辅”。一些学校通过拍照打印等方式“暗度陈仓”，以此规避上级规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催生了“打印机刚需”，这是一幕形式主义的闹剧。

　　其次，利用微信群等布置作业，也是被教育部三令五申所禁止的。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出《关于停止小学老师用手机微信和QQ对学生及家长布置和提交作业的提案》，教育部回复称，“明确教师不得通过手机微信和QQ等方式布置作业”。今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2025年中小学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但是，为什么手机、微信群布置作业的现象目前仍然存在？还是因为各地学校执行不到位，微信布置作业绕过了上级的检查监督，一所学校这么做了，其他的学校也会跟进，形成“抢位子”效应。结果，一些“减负”的规定成了空转，没有落实到学生的日常学习实践中。

　　第三，打印机成为作业刚需，模糊了家校责任边界，加剧教育焦虑。部分教师将打印任务转移给家长，无形中模糊了学校教育的主体责任；家长被迫承担“后勤保障”角色，陷入疲惫的“群消息盯防战”。这么一来，拼学习变成“费家长”，加重家长的陪学成本。又因为家长的知识水平不同、投入时间不同，也可能形成新的教育不公平。

　　教育的本质在于人，教的是知识，育的是人品；学习的本质也在于人，学的是本领，习的是德行。教育部门大刀阔斧地推进减负工作，就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减少不必要的内卷，回归教育的本质。但是，打印作业的“小切口”折射出减负深水区的“大问题”。唯有从教育的本质出发，明确育人的目的，明晰家校权责边界，才能终止类似的闹剧。（克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