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昌俊

　　据媒体报道，2026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青工委主任、同济大学国豪书院副院长任捷教授带来了一个建议：在评价体系中引入“学术年龄”。“过去以跟踪式研究为主，现在则更强调原始创新和前沿突破。”任捷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这一建议直指当前科研生态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不少科研项目和人才计划以35岁、40岁、45岁等生理年龄作为硬性门槛，迫使部分科研人员为“赶末班车”而追逐热点、追求速成。

　　所谓“学术年龄”，是指从获得博士学位或正式进入科研体系起计算的科研年限，旨在依据科研人员实际从事研究的时间阶段进行评价，而非单纯依据其生理年龄。这一设计有望为科研人员提供更符合成长规律的“时间窗口”，淡化在科研评价上的年龄焦虑，从而让科研人员的成长更从容，也鼓励更多人投身于需要长期投入的前沿探索。

　　不可否认，过去按年龄阶段划分青年人才支持项目，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推动了青年人才的早期培养与脱颖而出。但是，这种设计也导致不少科研项目和人才计划以生理年龄为硬性门槛，迫使部分科研人员追求速成——选择周期短、易出成果的研究方向，而回避那些周期长、风险高但潜力重大也真正重要的课题。有专家就举例说明，“如果一个博士生28岁毕业，做一个实验课题要到38岁才出重要成果，那么年龄就超了，这往往会驱使研究者选择做两三年就能出成果的‘热点’研究”。

　　事实上，这种时间压力不仅影响科研人员的方向选择，也可能对女性科研者带来更明显的性别压力。因为她们往往因生育、家庭照护等因素，实际可用于连续科研的时间更为紧张。那么，“一刀切”的生理年龄限制，其实也就放大了性别不公，也可能带来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引入“学术年龄”有助于建立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评价体系，支持科研人员按照课题本身需要及自身的兴趣特长合理规划自己的“学术生命”。

　　同时，在当前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政策逐步推进的大背景下，强化科研领域的弹性年龄设计也是一种必要的“与时俱进”。这方面的跟进调整其实已经有很多。如从2024年起，女性科研人员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年龄限制由45周岁放宽至48周岁。此外，2026年国考，报考年龄也放宽到了38岁以下，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年龄上限提高至43周岁。这些调整都意味着，引入“学术年龄”，延长科研人员的“学术生命”，有着越来越强的现实意义。同时，打破单一的年龄限制，也有助于推动科研评价机制向更多元、更合理的方向发展，最终形成鼓励持续创新、宽容探索失败的良性科研环境。

　　当然，淡化年龄“硬门槛”只是优化科研评价体系的维度之一。“十五五”规划建议就明确指出，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收入分配改革，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激发创新创造动力活力。在这一整体方向下，如何最大程度为科研人员减负助力、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潜力，仍需要更多尊重科研规律的制度创新与实践探索。（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