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昌俊

　　春节临近，各类“服务型新消费”火了。据媒体报道，随着人们对团圆仪式感和用餐体验要求的提升，越来越多人选择在春节期间将私厨请进家门，提升团聚体验。如今年春节一些地方尽管私厨人工费普遍上涨2倍-3倍，达到1500元-2000元不等，但仍“一厨难求”。与此同时，上门喂猫等宠物服务订单量环比激增，部分平台1月订单量已达去年12月的9.2倍。而美发、美甲、深度保洁等品质型服务同样在节前迎来预约高峰，社交平台上甚至出现“抢阿姨大战”的调侃。

　　节前预约保洁，过年宠物托管、上门喂猫，或是购买私厨服务准备年夜饭……这些“买服务”式消费其实并不算是什么全新事物。它们的逐年走热，主要还是社会观念变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结果。就以年夜饭为例，以往，春节准备年夜饭、大扫除等都是必经环节，但做年夜饭需要前期各种筹备和后续的收拾规整，大扫除也是劳心劳力；如今通过购买专人服务，既能保持传统年味、更好满足个性化需求，还能省去辛劳。这一转变，既是对生活方式品质化、效率化的回应，也预示着服务消费需求正在加速扩容。

　　同时，这类新兴服务需求的涌现，也在就业结构层面释放了值得关注的信号。特别是在“AI替代人工”焦虑持续升温的大背景下，以情感连接、场景适配、灵活交付等为特征的服务型岗位，恰恰将成为最具不可替代性的就业领域。如上门烹饪、宠物照管等工种，不仅对专业技能有要求，更考验沟通能力、信任建立与现场应变能力，这些正是当前技术难以模拟、复制的能力边界。可以说，这类服务既是市场自发匹配供需的产物，也是未来人力资源价值重构的一个现实注脚。

　　不过，对于新兴服务发展，一个观察视角值得商榷，那就是面对这类兴起的“新消费”，不少声音呼吁要监管跟进，对行业进行规范。这些意见往往聚焦于服务质量参差、定价标准模糊、责任界定困难等问题，希望通过资质认定、技能分级、价格干预等方式提前规范。但是，这里面的出发点固然值得肯定，但实际效果却可能适得其反。

　　必须承认，当前这类服务消费仍处于市场自发探索阶段，服务标准、定价机制、交易习惯等均未定型。在此阶段，若仓促推进行政化监管，过早划定准入门槛、推行资质认证，不仅难以实现对质量的实质性保障，反而可能抬高市场准入门槛，抑制个体参与活力，甚至催生“资质”造假的行为。

　　指出这一点，并非否认监管的必要性，而是强调监管介入的节奏与方式必须与行业发育阶段相匹配。面对新生服务形态，与其急于“补短板”，不如先给予必要的探索、试错、沉淀的空间。而相较于行政力量的介入，其他主体其实也可以有规范的空间。如平台作为交易撮合与信任背书的关键节点，可以在合规引导、用户评价、责任追溯等方面发挥作用。像通过建立服务档案、引入保险机制、完善纠纷调解通道等方式，都可以增强交易双方的信任基础。

　　当然，消费者自身也需提升权益意识，如有地方消协就提示，在服务前可就项目内容、交付标准、违约责任等作出书面确认，避免依赖口头约定。这种基于市场机制、信息透明与责任明晰的“软规范”，或许相较于行政强制标准，往往更能适应这类尚未定型和规模化的“服务型消费”。

　　总之，面对春节“买服务”的热潮，现阶段社会更该看到的是其成长空间，而不必盯着其可能存在的“失序”一面就呼吁“亟待监管”。要知道，它的真实规模、组织形态、职业化程度乃至社会认知等，其实都仍在形成之中。面对这样一个“正在进行时”的消费生态，大可不必急于呼吁监管、规范。先看懂市场逻辑，再思考治理介入，这既是尊重市场规律的体现，也是避免“好心办坏事”的应有之义。（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