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铁林

　　在企业任主管的周先生，因“工作可被AI（人工智能）替代”而被调岗降薪、后遭解雇。前不久，这起案件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认定企业行为违法，判令支付劳动者赔偿金26万余元。此前，一名平面设计师岗位被AI取代，广州中院也作出类似认定。司法实践明确技术迭代不构成合法用工调整事由，为AI时代劳动权益保障提供了有益参考。

　　“第一批被AI取代的工作已经出现了”“掌握这些技能，在AI时代保持竞争力”……随着人工智能尤其是智能体技术的迅速发展普及，社交媒体上时常可以看到类似讨论。

　　这样的职场焦虑并非无中生有。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30年AI将取代约9200万个现有岗位。此外，有企业采集员工工作习惯，将其“蒸馏”为可被AI执行的标准化技能，也引起不小争议。

　　社会关注背后，有着需要重视的治理考题。企业利用AI降本增效，在商业逻辑上无可厚非。但追求效益并不意味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健康的发展必须统筹好效率与公平。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方面，法治应当发挥应有作用。

　　案件的判决，既为劳动者讨回公道，也为全社会明确价值导向：用人单位不能随意以技术转型的名义侵害劳动者权益，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也要看到，应对AI发展的潜在风险，要做的还有很多。从治理效能来看，只在链条末端解决问题，效率不高。对劳动者来说，倘若只依赖事后救济，维权成本也过高。抓住苗头显现的窗口期，着手建立全链条治理体系，是必答题。

　　在法治领域，我国已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不妨充分发掘既有法律资源，通过司法解释等将新情况纳入规制范畴，特别是明确新技术语境下的举证，以法律红线敦促用人单位履行协商调岗、培训转岗等义务。

　　防患于未然，则需要探索健全的常态化监管机制。今年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曾表示要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全国两会上，也有代表建议，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逻辑，对企业大规模部署AI替代人工的行为实施前置评估和过程监测。开展有效监管，并不缺乏可借鉴的模式，关键在于如何让监管举措可操作、“长牙齿”、能震慑。

　　对普通就业者而言，如何拥抱AI时代也是一道必答题。一方面，要看到知识储备的拓展、能力素质的提升，不是一时需要，而是终生需求。避免“刻舟求剑”，才能与时偕行。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对自身权利的关注，特别是对于涉及个人信息与知识产权的收集，要多留几分警惕。

　　更深一层看，任何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如何让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都是社会需要面对的一个命题，AI时代当然也不例外。历史一再启示我们，让红利为大多数人所共享，并非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与科学的制度设计息息相关。

　　以高效能治理为重要保障，推动技术向善、惠民，我们一定能让人的价值得到尊重、人的潜能充分释放。（李铁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