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　军

　　高校并不缺论文，也不缺专利。真正稀缺的，是能把论文背后的知识变成产品、把专利背后的可能性变成产业现实的人。今天不少高校成果转化之所以难，并不是因为实验室没有好技术，而是因为许多技术走出实验室后，突然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谁会用，不知道为什么用，不知道怎么验证，不知道谁来付钱，也不知道如何从样机走到产品。科技商学院如果有存在的必要，首先就要直面这个问题：高校不能只培养会把知识写进论文的年轻人，也要培养能把知识带进真实世界的年轻人。

　　2026年4月23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工作推进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建优高水平技术经理人队伍，加快科技商学院试点建设”。此前，一些高校已经有所探索。上海交大2021年获批全国首个“技术转移专业硕士（MTT）学位点”，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等先后开设技术转移硕士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2022年10月率先成立科技商学院，由安徽省政府、中国科大、合肥市政府三方共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至少10所高校成立科技商学院，其中9所集中在近一年内成立。

　　“把论文变成产品”，听起来像一句口号，实际上是一场艰难的再创造。论文回答的是科学问题，产品回答的是社会问题、用户问题和产业问题。论文可以在相对可控的实验条件中成立，产品却必须经受成本、质量、供应链、监管、客户、资本和竞争的反复拷问。很多成果所谓“转不出去”，并不是缺少一场路演、一个展台或一次对接会，而是缺少从技术可能性到产业可行性的中间能力。把科技成果转化简单理解为“找买家”，是对创新规律的误读；把科技商学院办成项目包装课，更是对青年人的误导。

　　当前高校人才培养体系暗藏一个值得警惕的突出问题：我们非常擅长训练年轻人如何做研究，却没有同样认真地训练他们如何理解应用；非常重视论文发表和专利数量，却很少深究这些科研成果能否真正走出实验室被行业真实采用。于是，一些青年科研人员习惯于用“指标先进”说明价值，却不清楚客户为什么愿意更换现有方案；一些创业项目擅长讲宏大前景，却拿不出扎实的验证证据；一些技术转移活动热衷签约和宣传，却很少追踪技术是否真正进入产品和产业链。这样的转化，表面热闹，内里虚弱。

　　科技商学院要补的，正是这块短板。它首先要教年轻人对真实需求保持敬畏。一项技术不是因为“先进”就自然有市场，也不是因为“原创”就必然能产业化。真正的转化训练，要让学生不断追问：这项技术解决谁的具体问题？比现有方案好在哪里？客户采用它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从实验数据到稳定产品还缺哪些验证？这些问题不如论文题目显得高深，却常常比论文题目更接近创新能否落地的生死线。不会提出这些问题的科技人才，很容易把技术优越感误认为市场确定性。

　　科技商学院还要教年轻人尊重验证，而不是迷信表达。硬科技项目最怕的不是讲得不够动听，而是证据不够扎实。概念验证、中试熟化、首个客户、质量认证、成本下降、供应链适配，每一步都可能推翻最初的设想。真正的科技转化教育，不应把路演当成终点，而应把验证作为核心。会转化的人，不是把所有成果都往市场上推的人，而是能够在不确定中设计实验、积累证据、暴露风险、调整路径，甚至有勇气说“这个项目现在不该继续”的人。

　　更重要的是，科技商学院要培养一批“连接者”。今天的科技创新，不再是实验室单方面供给技术、企业被动接收成果的简单关系。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投资人、政府平台、产业链伙伴和专业服务机构，都处在同一条复杂链条之中。青年人才如果只懂自己的专业语言，听不懂企业的应用语言、资本的风险语言和产业的成本语言，就很难推动一项技术真正向前走。科技商学院的价值，不是制造更多会讲商业故事的人，而是培养能够在不同主体之间翻译、协调和组织的人。

　　因此，科技商学院最需要警惕的，是把自己办成“科技版MBA”、创业培训班或挂牌工程。如果只是把传统商学院课程换上科技案例，把创业路演包装为成果转化，把讲座论坛当成人才培养，这样的科技商学院不会带来真正变化。真正有价值的科技商学院，必须把真实科技成果、真实企业需求、真实产业场景和真实资本约束带进教学，把学生放到真实项目里训练，让他们在复杂问题中学习判断技术、验证需求、设计合作、组织资源和推进落地。

　　大学当然要坚守基础研究和学术自由，不能把所有科研都拉向短期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校可以对成果转化能力培养长期缺席。科技成果转化不是学术的降格，而是知识进入社会、接受检验、创造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未来的新质生产力，需要科学家，也需要把科学发现变成产业能力的人；需要工程师，也需要把工程样机变成可复制产品的人。科技商学院如果能培养出这样的年轻人，就不仅是在建设一个新学院，而是在修补高校创新体系中长期存在的断点：让实验室里的光，不只照亮论文，也照进产业现场。（赵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