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青

　　据媒体报道，一年前，河南郑州四中高一女生牟晓丽（化名）在参加学校组织的“军训暨素质提升”活动中，被外包公司请来的所谓“教官”梁某强制猥亵。梁某很快被刑事拘留，并由检察院提起公诉。事后，女生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先休学，再转学，其间反复自残，直到今天仍然走不出阴霾。目前，法院正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被伤害的牟晓丽的身体、精神状况等进行鉴定。

　　案子进入司法程序，梁某将承担怎样的刑责，自有法律裁判。但是，除了追究梁某个人的刑责，还有不少疑问有待解答。

　　《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纲》要求，军训原则上由现役、预备役、民兵骨干或退役军人承担，学校对人员政治、思想、军事、业务从严把关。多地教育部门三令五申，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和军事机关批准的社会培训（拓展）机构不得承担学生军训任务。

　　据女生家长说，2025年8月，郑州四中就已完成了军训，10月初是以“军训暨素质提升”的名义，组织学生又进行了4天培训。委托的这家叫“战狼”的公司，经营范围写的是教育咨询、文具销售、体能拓展。家属事后了解到，这家公司和派出的人员，都没有军训资质。而梁某是该公司以日薪150元临时雇用来的，曾有盗窃不起诉和行政拘留记录。

　　一家没有资质的公司为何能获得学校的军训项目？一个曾犯盗窃罪的人，怎么能绕过审核，以“教官”身份走进高中校园？很明显，学校事前审核的关卡失了守。

　　而在军训期间，学校又是怎么管理的？据女孩回忆，之前一直是6个人一起查寝。案发那天，只剩她和一名男生被通知参与。到了男生宿舍，教官两次把男生支去三楼，留她在楼梯口。如果学校安排了老师跟班，如果查寝排班不能随意更改，如果对校园内的陌生成年男性——不管是怎样的身份都保持应有关注，如果楼梯间有安全监控且保安措施完善，事情也许不会发生。由此可见，学校的日常安全管理也失了守。

　　女生被伤害后，躲在卫生间哭，跟同伴诉说了遭遇。同伴告诉生活老师吴某，吴某却觉得“没多大事”“太敏感”“做做做心理疏导就好了”。一个未成年人鼓起勇气说出自己被侵害的事实，得到的第一个回应却是嫌弃和指责。有多少人是因为害怕说出来也没人信，而放弃向外求救？最终女孩告诉了妈妈，在家长干预下才报了警。

　　按强制报告制度，学校工作人员发现学生疑似遭受性侵，应该立即报告，而不是自己主观判断事情大不大。一个成年人的轻率评价，很可能成为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晚女孩用小刀割腕自残，之后上楼顶欲轻生，以及反复自伤，这些悲剧的背后，是否有一部分原因是本该第一时间保护孩子的那个人，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冷漠地推开了她？

　　女生因创伤应激不得不休学、转学，但转学离开，不等于原学校就可以放任不管。在这一年中，学校有无跟进她的心理治疗和学业辅导？在诉讼中，学校有无积极配合？对军训安排失职的人员，对不履行强制报告的人员有无依法依规调查，并把结果同步给家属？

　　保障未成年人安全，本是学校办学的底线。郑州四中是省级示范性高中，示范性不该只体现在升学率和硬件。如何让军训真正回到思想教育和强健体魄的本意，而不是变成一门可以外包的生意；如何在校园里为未成年人建起一套真正管用的安全体系——从资质审核到宿舍管理，从强制报告到事后救助，这是学校最该补上的课。（马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