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广场舞为高考让路，不如细化公共空间建设

　　“明天高考，今晚没高考，我们还是要练！”6月6日是高考前夜，拍摄于广东惠州的一段视频显示，尽管许多大妈暂停了这几天的广场舞，但仍然有队伍照常跳。有大爷说，如果因为高考不让他们跳舞，是剥夺他们锻炼身体的权利。

　　明知广场舞可能影响考生休息，依然我行我素，广场舞大爷大妈的表现让人失望。然而，广场舞与考生休息之间的冲突，仅是这项运动所面临争议的极端情形。没有高考，广场舞照样可能扰民，也会干扰学生学习和休息。部分大妈出于同理心，愿意在高考时节停下广场舞的节拍，不意味着他们从心里放弃了跳舞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看，大爷振振有词地坚持跳舞，表达的才是广场舞参与者的真实想法。

　　解决此类矛盾，如果将之放于“高考与广场舞孰轻孰重”的框架下分析，很容易使坚持跳舞的大爷大妈陷入不义的位置。然则，高考是影响考生前途命运的短期考验，广场舞是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的长期活动，两者其实没有太大的比较空间。何况，在高考常态化的目标下，将过多社会资源消耗于考试已非明智之举，要求广场舞大妈为高考让路难免激发更大的矛盾。

　　探寻问题实质，应当脱离高考语境。大妈跳广场舞所引发扰民指责，矛盾不在高考一时，解决自然不在考试数日。首先应当承认，跳广场舞的诉求是正当合理的，社会有为广场舞群众提供公共空间的责任。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让跳舞的权利不干扰休息的权利，如何把广场舞的节拍声控制在“广场”范围内。

　　广场舞得名于其发生的场地——开放式广场。广场的开放蕴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广场不区分地对外部客体开放，比如大爷大妈可以免费地使用广场；二是广场作为主体其产生的影响是外向的，广场舞的声音会传到周边住宅、学校、医院等私域或承担特殊功能的机构。这构成了广场的悖论，即广场开放性与外向性的自我冲突。除非所有社会群体对广场的功能达成一致，否则广场就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完成公共空间的使命。

　　可以跳“广场舞”的地方不只有那种开放式的广场。封闭式公园、室内体育健身场馆都可以跳舞，而且在那种地方跳所引发的扰民争议会小得多。但是，要么因为公园、体育馆开放力度不够，不在夜间开放；要么因为健身场馆需要收费，中老年人没有为跳广场舞消费的习惯，总之，广场舞大妈认为跳广场舞最方便的地方仍然是“广场”。

　　这似乎也折射了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一个误区。在社会权利意识普遍提高，个人和群体权益维护能力逐步加强的背景下，城市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广场。同为公共空间，广场与图书馆、体育馆、封闭式公园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广场将开放做到了极致，也将外向的干扰扩大到了极致。不管是广场舞，还是年轻人喜欢的街舞、跑酷、轮滑等可能对外部造成干扰的运动，需要的都不是“广场”这种毫无保留地开放的空间。

　　与开放式广场遍地皆是形成对照的是，我国城市的公共体育场馆建设依然薄弱。201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57平方米，而国家提出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的目标也不过是2平方米，与美国和日本分别为16和19平方米的数据相距甚远。中国承办国际体育盛事的次数早已居世界前列，而这些达到国际标准的体育场馆又有多少可以为广场舞大妈所用，答案恐怕不容乐观。

　　包括高考考生在内，居民的夜间休息权毋庸置疑，但是，中老年人锻炼身体的权利同样须被尊重。协调社会群体间的不同权利，需要更细化的社会管理，以及更有前瞻性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岂是大而无当的广场所能解决的？（王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