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青

　　近日，广州理工学院要求学生提交消费明细用于考核引发争议。该高校考核要求显示，学生需提供支付宝或者微信一周的消费截图凭证。这个要求引发学生不满，认为侵犯隐私，影响个人生活。学校解释说，这是一个养成教育工程，“提交消费明细是从培养勤俭节约的消费意识这方面考虑的。”广东省教育厅工作人员表示，核实相关情况后将进行督促整改。

　　尽管校方表示，提交消费信息不是硬性规定，在相关考核中，如果学生不愿选择这个项目，可以不选。但从目前已知的信息中，我们无法辨别学生的选择权有多大，更何况，校方提一个要求，经过中间的种种环节，传达给学生时，可选项可能已被简化为必选项。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里，自愿原则有可能沦为一种装饰物。

　　学校希望培养学生勤俭节约的意识，这个教育初衷本没有错，想通过对生活实践的考核来引导学生，也多少折射出当下高等教育“考核多元化”的一种潮流。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能让学生反思花钱习惯，建立理性消费观念，称得上是一种“养成教育”。

　　但毫无疑问，教育工作者忽视了个人数据信息的敏感程度。一个人的电子钱包记录可不是摆在大庭广众下的展品，消费明细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地图，它清晰地对应了每一个生活细节，包括饮食偏好、兴趣品位、社交场所、人际交往……这些数据的隐私性不言而喻。没有人喜欢被人窥视生活，而消费明细就是那道不能被掀起的窗帘。更不用说，一旦数据管理措施不严谨，这些记录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当成别人的谈资，或成为他人牟利的信息工具。‌《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不得通过误导、欺诈、胁迫等方式处理个人信息。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即使教育目的具有正当性，‌‌学校可能也很难证明这么做的必要性。

　　此外，用消费记录如何衡量学生是否勤俭节约？如果是谁花钱少谁就是节约能手，那万一学生不花自己账号里的钱，而是有人为TA花钱呢？如果是考查不同领域的消费占比，那么，有人在乎吃，有人在乎用，有人在乎精神消费，如何界定哪种消费才算勤俭？《2024中国青年消费趋势报告》显示，这届年轻人的消费观念与传统不同，他们愿意为新奇体验花钱，愿意给兴趣爱好买单，但同时重视“质价比”，他们的口号是“可以买贵的，但不能买贵了”，提倡“该省省、该花花”。问题来了，假设一个学生每天少吃一顿饭，但花了大几百元买个手办，算节省还是浪费？

　　事实上，2024年一项面向11390名大学生的消费调研显示，大学生的消费心理已逐渐成熟，82%的大学生并不是因为“真的缺钱”才用消费金融，在他们看来，更高效使用金融工具，是让自己更“省钱”，超98%的大学生会有意控制自己每个月的消费和使用额度。95%的大学生表示他们每月消费金融的使用金额不超过2000元，主要用于餐饮外卖、出行交通等日常消费。也就是说，大学生消费观念的成长速度，可能已经超过了教育工作者对他们的认知。

　　将复杂的过程教育简化为量化指标的做法，说明在教育创新尝试中，很容易就陷入评价体系的机械化操作。教育不是光靠数字和指标就能把人培养出来的，学校如果只想着用硬核数据来“约束”学生，难免让人觉得学校是在进行“消费监控”，反而忽略了教育最本质的功能——引导和激发自主性。

　　当然，也不必全盘否定高校的“养成教育”计划。比如，采用匿名的方式统计并分析消费结构，在遮住关键信息的情况下，鼓励大家分享消费心得、讨论消费理念；如果是具有指向性的考核，则可以将考核重点转向消费计划制定、二手交易实践等行为，多一些正向激励。无论如何，高校的教育模式创新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尊重学生的个体权利，尊重法治精神。（马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