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入驻”工商局何异于瓜下纳履

　　裁判跟运动员关系融洽，是挺正常的事儿，可如果二者在台下你侬我侬，甚至“穿一条裤子”，则难免让人元芳附体，来一句“大人，此中定有蹊跷”。日前电商京东就因此深陷舆论漩涡，而拉开其舆情危机序幕的，是“职业打假第一人”王海在微博上的实名举报。

　　王海爆料称，京东职员冒充工商局公务员在工商局办公处理消费者举报投诉，同时贴出大量证据称“北京工商局开发区分局消保科科长王某峰在京东商城购物免单”。京东也由此陷入“行贿门”。京东方面对此回应称，京东确实有联络员进入分局工作场所，但职责只是配合分局解决消费投诉；针对科长“零元购物”举报，会积极配合调查。

　　都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可京东“派员入驻”工商部门，却多少有些不避嫌：依照公众想象，工商部门主责监管，电商平台则属于被监管对象，两者之间本该有着明晰界限，而不可在应有角色交叉外产生“不能说”的勾连。

　　就这点，京东官方和涉事工商局给出的解释默契十足：承认有“一起办公”，但表示这是为了让联络员配合分局解决消费投诉，而非直接参与处理过程。听上去，这不乏道理：如今针对电商服务的投诉，并非每起案子都要进行行政处罚，很多还是以调解为主。在此语境下，虑及投诉调解需要经营者与消费者共同参与，减少对接环节，缩短调解周期，似乎确实有助于建立快速处理投诉的机制。

　　问题是，实现紧密衔接式协作，就需要同处一堂吗？要知道，现在信息技术发达，其实已解决了“远程沟通成本”问题，许多事务对接也突破了空间限制。在此语境中，两者处在同个屋檐下，势必惹来“过从甚密”的猜疑。毕竟，物理空间层面的隔离，也是规避“密室操作”想象的起码前提。挨得太近，“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情因素，也免不了会影响工商部门作为“裁判”居中决断的中立性，甚至出现“人情执法”。

　　事实上，即便设联络员的形式更具效率，那也应该确保公平对待，在对“电商入驻协助制”论证后，让互为竞争关系的电商平台与消费者权益代表共同进驻服务“超市”，并将相关信息充分公开，这样也能实现某种在场监督。就算京东投诉量占比较高，那也不应由其独享“近水楼台”之机，要提升企业内部对投诉响应速度的，也不止京东一方。

　　眼下很多人就担心，相关工商局与电商员工“合署办公”，会让利益勾兑尽得地缘上的便利。比如，举报投诉信息会否遭非法泄密，“秦香莲举报信落到陈世美手中”；比如，某些不利于京东的投诉，会不会遭遇不公处理……这些尚待查究，若它属实，那对消费者维权的信心无疑是不小的挫伤。

　　而工商系统里直接分管投诉事宜的涉事科长，竟能拿到“零元购物”，也难免被认为坐实了很多人的判断。当下该科长那抵价7万多元商品的优惠券、礼品卡，究竟从何而来，亟需纪委、司法机关等介入调查。此前中纪委已开展会员卡、礼品卡专项清退活动，若其收受礼品卡情况属实，则涉嫌顶风违纪乃至受贿。

　　如今网购投诉维权越来越多，市场执法理应恪守公允立场，这种立场嵌入政商关系维度下阐释，也就是要政与商“各就其位”、不越本分，这也包括，两者行为边界在“上班地点”这类细节性问题上也有明晰切割。就此看，掘出这起“行贿门”真相，本质上也是对政商关系伦理的再打量。（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