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假售假难获刑，打假手下能留情？

　　莆田“假鞋之都”、独流“北方调料造假中心”……前不久媒体曝光的两个“假货基地”，将假货问题再度带入公共视线。在此语境中，“像治理酒驾一样来治理假货”呼吁的现实指向性不言而喻。

　　该呼吁是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在2017年度打假工作交流会上发出的。她在痛陈假货之弊后宣布，阿里巴巴为此要“不惜成为制假售假者最恨的人”。尤为令人注目的，是她披露的惊人数据：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但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

　　不排除有些制假售假案仍在侦办查办中，但眼下对制售假已有的刑事处罚比例，仍低得有些吓人。更让人惊愕的是，很多已判决的，绝大多数案例只是被判缓刑，最终受到实刑处罚的少之又少。本来刑事打击的筛子眼就大，缓刑比例还那么高，这哪是打假，分明是“纵假”。

　　假货猖獗，损害的是消费者权益，是社会信用，也是公共治理效用。早前马云说假货“是一场与人性的阴暗面的长期斗争”“是阿里巴巴未来30年的最大挑战”，也表明，假货问题正成为掣肘着电商前进的关键性门槛。可以肯定，对于假货这类“毒瘤式存在”，除了建立完善社会共治体系，别无他法。

　　可尽管电商平台猛增打假资金、人力投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也被引入防假打假领域，像阿里巴巴等还联手执法部门协同打假，但时至今日，假货屡打屡现，仍难绝迹。归根结底，跟打假缺乏釜底抽薪的“致命击杀”不无关系。而釜底抽薪的关键，就在于司法和执法环节对假货的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本质上，电商平台不生产假货，只不过作为入口让假货问题在大体量平台的集纳效应中被放大。正如《人人时代》的作者克莱·舍基说的：互联网增补了真实世界里的社会生活，而不是作为一个替代方案出现，我们的网络没有变成单独的赛博空间（互联网的社会性空间），而是深深地嵌入真实的生活之中。

　　当那些线下假货流窜到线上时，其泛滥的源头仍在线下，线上打假系统再强，通常也只能止于渠道钳制：毕竟，企业没有执法权，能做的多是发现问题、下架商品、向执法机关报送线索。最终能对其量罚的的，仍是职能部门。这也决定了，线上以线索提供为主的“助攻”线下打假模式，有赖于司法、执法体系对假货的规制。之前马云宣布成立“打假中国队”，但企业方面的打假自觉，还得跟法律打击“琴瑟和鸣”。

　　但就眼下看，电商平台依托大数据模型主动防控、权利人举报、消费者投诉、神秘抽检等方式筛查出的制假售假线索，到了执法、司法层面，却可能面临“不被采用”的结局，这叫人遗憾。无论是执法机关对案件定性难，还是刑事处罚力度孱弱，都尽显假货问题背后的法律不彰。“刑罚的必定性和不可避免性，才是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当假货无法被重典，反倒被温柔以待时，它们哪会有丝毫收敛？只会是愈发猖獗。

　　更何况，在法律不及之外，有些假货泛滥，也跟治理层面基于投鼠忌器心理的庇护有关。针对莆田假鞋产业蔚为壮大，当地就曾有官员毫不讳言，“不能脏水、孩子一起泼”，面对几十万的就业人群，在“灭”与“转”之间，他们也在拿捏分寸。许多假货，就在这种“拿捏分寸”留下的漏网中穿网而过。

　　在这样的监管气候下，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来治理假货”，也是有的放矢。假货跟酒驾，都为祸社会、饱受诟病。以往酒驾、醉驾问题也是个社会顽疾，直到其入刑后，问题才大为改观。假货问题也需要这么一个治理节点——通过提升司法震慑、执法刚性，来实现对假货的零容忍，彻底扭曲假货监管上的宽松氛围。

　　有人说，不要让制假者嚣张地觉得法律也是假的、是虚设的。诚如此言，打假要想避免“打假打不尽”的窘境，就不应被畸低的“制售假获刑比例”拖了后腿，更不能被法律用柔情招式扭成了“假打”的Pose。（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