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幼共托”，还需打破政策壁垒

　　近年来，为更好地解决“一老一小”照护难题，国内多个城市开始试点“老幼共托”一体化模式。所谓“老幼共托”，是指养老设施与育幼设施在空间上紧邻设置。以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石羊街道锦城社区为例，这里的综合体内，四楼是长者之家，设有57张养老床位，80%的入住老人来自周边社区，三楼是托育园，有60多名0岁-3岁婴幼儿，楼上养老，楼下托育，集合成“一老一小”服务综合体。老，有老的经验智慧；小，有小的可爱活泼，他们本来都是被照顾的角色，但是在彼此的融合互助中，实现了“1+1>2”的效果。

　　这种变革来自家庭需求的变化。传统中国家庭大多存在“代际养护”关系，即祖辈在子女抚养中承担重要角色，他们的参与长期以来是家庭托育体系的重要支撑。然而，随着老人预期寿命的延长、多孩家庭的增加等家庭结构变化出现，照护责任正在从家庭向社会转移。一方面，年轻父母的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另一方面，中国家庭中，90%左右的老人都选择居家养老，曾祖辈已经是高龄老人，到了需要照顾的时候，祖辈老人也需要医疗、康复、社交等多方面的支持，原有的代际互助体系已难以独立承担全龄照护任务。因此，社区开展“托老+托育”服务，是社会期待的必然结果。

　　托老与托育，在基础照护的设施与服务上有相当多的共性，可以在场地租金、后勤保障、能源消耗、人力配置等方面节约成本。比如厨房、洗衣、安保、保洁等后勤服务可以通用，消防、电力、医护等设施也能共享，志愿服务、文娱活动、社工资源也可以统筹调配。

　　当然，这种模式的价值绝不只是节约经营成本，更在于通过制度设计，把传统的家庭代际互助嵌入社区生活之中，形成新的社会代际互助关系。在这样的模式下，老人与孩子都不只是单纯被照顾者的角色，也有了被需要的价值体现：老人得到情感陪伴，孩子得到长辈关怀，他们不仅收获生活被照料的安全感，还在精神层面有了价值认同和归属感。年轻人则从持续的双重照护压力中解绑，获得了休息的空间。

　　但是，这还只是物理意义上的融合，真正实现“共托”，还得有更深层的设计。比如空间上既要有互动性，也要有边界感，孩子吵闹是天性，老人却有安静的诉求，因此，要为老人和孩子创造自然交流的机会，又得保障各自的安全与安宁；互动内容上，需要引入专业人士为“一老一小”设计丰富、适宜的节目，让双方成为彼此需要、彼此慰藉的角色；而管理与服务上，需要的是懂养老也懂养育的跨界复合型人才。只有这样，“老幼共托”才能从理想中的概念走进真实生活，从物理空间的整合变成融合互助的“社区综合体”。

　　从政策视角看，“老幼共托”尚处于摸索阶段，托育服务有专项补贴，养老服务有政策扶持，但跨界融合的“老幼共托”却游离于政策之外。毕竟，养老归民政部门主管，托育服务则归口卫健部门，而建筑规划、安全监管则涉及住建、应急、消防等多个部门管理。简单地说，符合托育标准的活动室，是否能满足养老机构的适老化要求？标准之间会不会出现冲突？从立项、审批、运营到监管，既然多头管理、标准各异，就有可能出现想做而不敢做，敢做却推不动的情况。

　　有些地方先行先试，给了容错空间。比如重庆高新区就通过提供场地、减免租金、人才培养、财政补贴等方式，加大对社会力量发展普惠养老托育服务的支持力度，或者以专项行动的方式鼓励“老幼共托”模式运行。但这不是长久之计，“老幼共托”模式还需要顶层设计，由国家和地方在法律层面发力，打通审批、补贴、人才培养、服务评估等各个环节上的壁垒，在权责归属、从业规范、空间设计、安全标准、人才跨界等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让这一模式从试点走上正轨。

　　“老幼共托”是在人口老龄化与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在对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充分理解下，形成的一种公共服务新模式。它让家庭不再是孤立承担照护责任的“最小单元”，而是将代际互助延伸为社区互助、社会互助，使公共服务真正成为家庭的延展。作为一种新模式，“老幼共托”的成熟肯定需要时间，但无论如何，针对养老和托育的种种创新之举，都是为了让社会真正实现老有所依、幼有所育，互助共生、彼此成全的全龄友好空间。（马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