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县中模式”妥协？教育不是为了培养“做题家”

　　“一中不行！校长下课！”高考成绩放榜后，江苏省南京一中校门口遭家长围堵，并手持上述抗议标语。学校虽然高校一本升学率达到95.34%，考出了历史上最好的成绩，但家长们仍不满意，因其400分以上人数远低于同层次的金陵中学和南师附中，甚至远不如当年中考录取线低40多分的南京市第二十九中。“高分进校，低分高考”，高考成绩远不如预期成为学校与家长矛盾的焦点。

　　对此，南京一中在争议声中“认错”，并发布教学管理改革措施，包括对即将升入高二年级的学生正式开始假期补课，延长晚自习到十点，开展分层教学，组建尖子生团队等。这被解读为作为南京素质教育代表的南京一中向应试教育低头，甚至有人将之进一步解读为向“县中模式”看齐。

　　在高考仍然具有高选拔性、高利害性的今天，虽然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招考制度改革仍在推进，但分数高低仍直接决定了上什么样的大学。因此，面对“高分进校，低分高考”，中学确实有必要反思、改革自身的教学管理。家长把高分的孩子送进学校，自然对高考有更高期待。

　　教育改革固然不能完全跟着家长的鼻子走，但仍必须照顾和回应家长的诉求。家长和公众的认可，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依据。但如果选择了正确的教育理念，便不应该轻易回头，即使暂时遇到曲折也应该咬牙坚持，要改也是在具体的路径上进行调整、优化。

　　目前的一些讨论其实有失偏颇。比如认为南京一中的认错是应试教育的胜利、素质教育改革失败，将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放在截然对立的两端，认为素质教育必然无法兼顾升学等。这些观点都是对相关概念的窄化和片面理解。

　　不管是所谓的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对于实现升学目标而言，都需要通过中高考，都需要去应这个“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没有应试不应试之分，区别应该在于是只关注分数，还是有更多元的教育目标。而具体培养路径的区别则在于，究竟是通过封闭式、军事化的管理，不断增加学习时长、加大学习强度，以无穷尽的应试刷题训练来换取分数，还是通过更高效率的学习来提高成绩。前者，高中三年都在题海中度过，后者，则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寻找兴趣、发现自我。

　　素质教育并非不好，其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一生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夯实的基础。不好的恐怕只是没有办好的素质教育，这当然是南京一中应该反思的地方。但反思不是退缩回强化应试训练的老路上，就如一些南京一中部分家长所表达的，“无法接受把孩子辛苦选择考上的一中，变回那个只知道整天刷题应试的生活”。

　　对于家长来说，站在高考这个节点，分数最有说服力。即便改革最终走向成功，但在改革过程中承受风险的也是家长和学生，而高考的风险成本又太高，这也就决定了家长无法承受改革的失败，不愿意孩子成为改革的试验品，乃至于改革过程中的曲折也不能接受。所以，教育改革的试错成本非常高，往往承受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巨大压力。

　　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从个人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要把最基本的道理讲明白。教育的最终目标不是培养“做题家”，家长不能昧于眼前的成败得失。最近“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有点火。来自农村地区的贫寒学子，依靠题海战术与学业高压考进一流高校，但进入大学后发现除了做题其他都不会，在个人发展方面受到各种阻碍。与之相比，城市学子则相对接触了更多其他教育资源、培养了更多兴趣爱好，有更强的综合素质，表现出更强的后劲。这种现象，就是对应试教育弊端的提醒和警示。

　　“县中模式”集中优质师资和生源，不断强化应试训练，以高强的题海战术去换取分数，其实是在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紧缺情况下的无奈选择。而有的中学拥有更丰富、更多元的优质教育资源，完全可以有更多样的教育选择空间，利用好这种优势，为孩子的长远发展打下更夯实的基础，而非汲汲于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大城市“做题家”。

　　不把“做题家”当作教育目标，坚定教育理想，平衡好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也是我们对于教育改革的期待。（杨三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