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警惕病毒,别制造“次生灾害”
在疫情防控已经过了最复杂的时期后,病例通报的个人信息部分应该公布到什么程度,如何尽量避免引发对个人隐私的“次生灾害”?
12月8日0至6时,四川省成都市新增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这其中,确诊病例患者赵某的个人信息在网络平台流传,其个人隐私信息在多个社交平台上被转发,疑似被泄露,涉及的图片包含了其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照片等信息。目前,针对“病例赵某个人隐私疑被泄露”一事,成都公安已介入调查;网传赵某朋友圈截图系冒用,当事人已报案。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大家都很关心。相关部门也按照防疫规定公布了病例信息。这不过是一种正常反应和常规操作。但针对确诊病例赵某个人信息的关注,却多少出现了变味的迹象。
比如,她的个人身份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在网络平台公开;甚至还有一些真假不明的照片、视频在聊天群里传播;更有甚者,联系到其此前在多家酒吧的活动轨迹,而对其私生活大加挞伐甚至是谩骂。
毫无疑问,大家关心病例的活动轨迹,这是配合个人防疫的正常表现。但由个人活动轨迹而自行对确诊病例的个人道德和私生活进行脑补“画像”,显然超出了合理限度,也未尝不是在扭曲疫情防控的焦点。
应该明确的是,确诊病患本身也是受害者,在没有违反防疫规定的情况下,她的任何活动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都完全是个人自由。这一点,不能因为她成了确诊病例就有变化。从现实来看,一位20岁的姑娘有着丰富的休闲生活,这在千万级人口的大都市只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因为她被确诊了,就戴着有色眼镜来评判她的行为,甚至想当然地对其个人私生活“贴标签”,这已经构成对个人权益的侵犯,陷入了群体性的窥私狂欢之中。
当前,公布个人活动轨迹已经成为疫情防控的标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确诊病例配合流调,如实告知自己的个人行踪和生活信息,并在防控部门的统一规范下公开,依然是一种个人隐私权的让渡,而非彻底否定隐私权,并且其公开程度也只服务于疫情防控的必要需求,有着明确的边界。换言之,任何突破这种边界的“扒私”行为,都已经越界。
疫情防控属于一种紧急状态,的确重新定义了诸多行为的边界。但是,它依然有边界。有些逻辑,有些常识,在正常状态下成立,在疫情防控的特殊状态下,也依然成立。比如,对于不实的信息少一点传播和添油加醋、对于遭遇病情的个体多一点同情、对于个人隐私权有起码的尊重、对于陷入网络暴力的个体多一点恻隐之心等等。
事实上,疫情期间一些不实信息的传播,早有先例。典型如今年4月,一度在网络传播得沸沸扬扬的“哈尔滨硬核爱情故事”,最终被证明完全是部分人脑补出来的谣言。虽然真相澄清了,但却没人对被遭遇不实指责的“受害者”说句对不起。当然,网络暴力带来的伤害本就是不可逆的。这一特点更是在提醒每个人,应该有意识地避免成为“加害者”,对“真相”有起码的辨别能力,对“是非”有应有的洁癖。
无论如何,疫情风险应该被充分认知和应对,但对于伴生的、并且由我们自己所制造的对他人的伤害,同样不能视而不见——其指向的对人心、对道德体系的“污染”,带来的破坏力可能不亚于病毒。
当然,由确诊病例信息所引发的对个人信息的过度解读和“深扒”,或也应该引发思考:在疫情防控已经过了最复杂的时期后,病例通报的个人信息部分应该公布到什么程度,如何尽量避免引发对个人隐私的“次生灾害”?(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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