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制售假证,不妨“减证放权”
证件伪造,不仅是对执法部门发出的警示,同时不失为“减证放权”的启示——如果生活不再为证所累,制售假证的市场空间也将大大压缩。
有媒体记者近日调查发现,随着执法力度的加大,现实生活中“办证+电话号码”的办假证广告越来越少,但网上制售假证的商家仍然猖獗——居民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驾驶证、病假条、入职体检报告、贫困证明、死亡证明等各种证件证明应有尽有,并且仅需几元钱的成本,制出假证能卖几百元甚至上千元。
大街小巷张贴的“办证”小广告,曾是久治不愈的城市“牛皮癣”,如今早已消失不见。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管理水平不断升级,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律对打击制售假证始终呈高压态势,更为重要的是,“乘”着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春风,兜售假证已经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
便宜的病假证明只要五六十元;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要160元到350元不等;最贵的是各种学历技术、毕业证书等,需要1000多元……在兜售假证的买家眼中,只有顾客想不到,没有假证做不了。“经营业务范围”图片显示,卖家代开的证明有近百种,仅生病一栏就有60多种,包括肠镜、胃镜、耳鼻喉镜、核磁共振、心电图单、彩超单、入出院证明、精神类量表、手术同意书等。除了国内的证明文件,他们甚至可以制售国外一些国家的身份证和居住证。
各类证件本是为享受相关权利提供证明,但滥竽充数、以假乱真的假证,不仅扰乱了管理秩序、损害了正当权益,而且“证明”了买卖双方法律意识的淡薄。对于卖家而言,许多证明都需要公文印章,因此伪造这些证明涉嫌违反刑法相关规定;对于买家而言,买假证的目的小到请假大至摆脱义务、逃避刑罚,而这些都可能涉嫌诈骗犯罪。换句话说,无论是买还是卖,染指假证本身就是一种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
实际上,这样的道理无需多讲,买卖双方都对此心知肚明。问题的关键在于,相关处罚结果能否令买卖假证双方感受到切肤之痛?兜售假证的小广告藏匿于互联网上,用暗号接头等方式单向联系,虽然不法分子的反侦察手段不断更新,但要追踪他们也不是无迹可寻。当不法分子在网络上招揽“生意”的时候,网络平台不仅应通过关键词屏蔽不法信息,更应及时锁定不法分子并反馈相关线索。对于司法部门来说,在严惩制售假证行为的同时,有必要顺藤摸瓜斩断黑色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
相比起假证泛滥,“足以乱真”更加值得反思。现实生活中,身份证和毕业证很难伪造,因为通过内置磁条或网上查询很容易辨别真伪,而医院证明虽然关系着公众的切身利益,其自身防伪性能却不敢恭维——当几元钱的造假成本,就可以撬动巨大利益的时候,想要制假分子就此收手谈何容易?同样的问题,在其他类型的证件上也存在。对于相关机构和单位来说,不断提高证件防伪技术是当务之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购买假证并非为了造假,而是不得已为之。每个人都有很多证件,其中不乏一些时常会用到的重要证件,这些证件一旦遗失就会面对一系列麻烦:补办手续繁琐尚在其次,有些证件甚至无法补办,而某些证件在查验时要求“原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不得不求助制售假证。基于此,需要反思的不只是买家,同时还有证件管理体系——对于那些可以交叉认证的证件,是否可以放弃对“原证”的执着,以更加灵活的方式进行认证?
从某种意义上看,各类证件都能伪造,不仅是对执法部门发出的警示,同时也不失为“减证放权”的一种启示——如果生活不再为证所累,制售假证的市场空间也将大大压缩。这未尝不是终结此类乱象的治本之策。(赵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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