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抑郁症，科研和社会层面都要努力

　　两会期间，一些代表的提案指向抑郁，尤其是在青少年抑郁的防治上。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向大会提交了《关于重视青少年抑郁预防和治疗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刘庆峰建议，要加速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心理疾病及抑郁症管理中的应用。

　　这两个提案不约而同从不同角度、不同人群和不同途径对防治抑郁症提出建议，既表明，社会已经普遍关注这样一种随着社会发展更易在人群中产生的心理疾病。

　　各学科的研究人员正在对抑郁症产生的原因、防治措施等进行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尽管研究取得了一定结果，但防治抑郁和抑郁症还是充满巨大挑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抑郁具有隐匿性。这种隐匿性既源于人们不把其当作一种器质性或实质性疾病，更在于这种心理疾病的当事人和亲朋好友羞于言说。正因为如此，一些发表于专业期刊的研究既指出了抑郁症的严重性，也认为抑郁症已经成为一种被忽视的全球健康危机。《柳叶刀》最近的一项研究就持这种观点。

　　这种看法实际上源于抑郁症的隐匿性，但是，如果深入了解，会发现这是一种比较广泛的心理障碍——尽管很多人并不会患上抑郁症，但是会在不同时期的某一时间段陷于抑郁或情绪十分低落的状态，再进一步发展，就会成为抑郁症。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202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17.2%，重度抑郁为7.4%；小学阶段抑郁检出率为1成，其中重度抑郁为1.9-3.3%；初中阶段抑郁检出率约为3成，其中重度抑郁为7.6%-8.6%；高中阶段抑郁检出率近4成，其中重度抑郁为10.9%-12.5%。同时，最近一次覆盖中国31个省区市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揭示，我国成年人群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是6.8%，12个月患病率是3.6%。

　　抑郁症最早是从青少年时期产生，如果不对其有效干预，就会成为成年时期的常态心理障碍。同样是近日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提出了青少年时期患心理疾病的人在成年后可能遇到更多的健康风险。美国杜克大学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通过一项为期30年的研究发现，患有早期心理障碍的人（包括抑郁症）在成年后和生命后期痴呆症发作的风险较高。因此，在年轻时关注精神健康可能会减轻或延缓日后的痴呆症负担。

　　这也意味着，从青少年时期就关注和干预抑郁和其他精神和心理疾病，有助于引导、帮助和照亮青少年未来的人生。也因此，需要从各个方面从青少年时期起就防治抑郁和其他精神疾病。如同防治其他疾病一样，早发现早预防和早治疗是基本的对策。

　　目前对青少年抑郁成因比较认同的有几点因素：一是学业竞争，包括学习时间长、课程难度大、考试重等，同此引发了攀比和心理失常；二是人际关系趋于紧张，包括家庭关系、家校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同伴关系等；三是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如沉迷网络、作息紊乱、缺乏运动等。虽然这些原因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但是，成年人也有同样的抑郁诱发因素，如工作压力大、职场竞争激烈。

　　根据国家严重精神障碍管理信息系统统计，全国精神科医生数量仅有2万多名，平均每10万人口仅有1.49名精神科医生。而且，抑郁症发病机理复杂，需要精神科医生进行专业诊断和识别，而非精神专科医院医师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低，同时校园、社区等免费心理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也使得一些抑郁者不易辨别。社会、学校、家庭也容易误把青少年抑郁症认定为青春期叛逆现象。如此，即造成误诊误判，也失去了早日干预和对症下药的时机和路径。

　　对此，既需要解决专科医生不足的问题，还需要采用信息时代的新方式，如人工智能，进行更专业和更柔性的辅助筛查，以减少就诊者的担忧。如果能建立一个心理健康服务平台，进行包括对抑郁症在内的各种心理和精神疾病的智能筛查，就有可能更准确和更早地发现抑郁人群，进行有效引导和干预。当然，这样做需要建立一系列规则，如自愿、知情同意和为求助者保密等。

　　通过各种举措防治抑郁，才能让更多的青少年健康成长，并在未来成为国家的栋梁。在防治抑郁症方面，不只是科研手段要跟上，社会层面的措施也应当建立。不只是要建立和依靠医疗系统，心理咨询系统，还应当建立第三个系统——社会支持系统。后者是一个更全面、作用更广泛的系统，能起到“短期是诊治，长期是成长，全程是陪伴”的作用，以弥补现有医疗系统和心理咨询系统的不足。但如何建立和运行，有待探讨。（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