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十几年的过程里,人们亲眼见证了高考如何挤占他的人生,围观者都觉得喘不过气。而“唐尚珺困境”,与此类似的,是一场考试对人生过于重大的决定性意义,是考试催生了扭曲正常教育模式的“奖励型复读”,是一场考试凝聚了过高的话语权重。人们希望唐尚珺走出高考,也是渴望破除一考定终身的愿望,希望这能成为一个既属于他自己也属于社会的“告别仪式”——让高考回归平常,不再出现光怪陆离的奇观。
面对日益激烈的教育竞争、密集育儿文化的潜移默化,“不做些什么”会让家长产生一种道德压力,而行为习惯、时间观念、自理能力等能力指标,又多是难以量化衡量的,那么通过参加课外培训班提前大量学就成为缓解教育焦虑和这种道德压力的选择。似乎,这样才算是作为,才是对孩子负责。而且,在不少家长的经验世界里,向相应的机构购买“专业化”的服务已是一种运行比较普遍也成熟的脚本,所以“动辄报班”已经成为他们的路径依赖。
很有意思的是,信息社会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可及性。远在千里外的陌生人,一个电话甚至一个短信就能展开交流。但这样的可及性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真实世界人际交往的阻碍。面对面的交流、直接的人际互动被屏幕所替代,这种交流是否拥有深度与真实感,日益成为反思的内容。就像石黑一雄在《无可慰藉》里写的那样,身处一个科技爆炸、沟通无限的世界,我们感受到的,却是史无前例的孤独无助。
“小过重罚”现象在现实中未必只存在于小摊小贩身上。因此,规范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权,避免出现“过罚不当”现象,不应该是面向某一类市场主体的“特殊要求”,而应该成基本要求。特别是在当前一些地方财政压力增大的情况下,遏制趋利性执法,或是以罚代管、以罚增收等现象,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享受到公平的营商环境,更是具有越来越强的现实针对性,需要引起更多的重视。这也有赖于各个部门和系统的协力作为。
自动驾驶是大势所趋。不过这个大势,理应包括对可能产生的人的问题、就业问题的消化。无论是公共政策制定者,还是自动驾驶企业,都应该同步考虑如何释放出更多机会,助推原产业的就业者转型,至少为就业市场提供更多活水。自动驾驶是高新技术行业,但其中维修、调度、安全监管等岗位,同样可以比较宽泛地容纳就业者。如果公共政策制定者和企业能较早筹谋相关技能培训、就业引导,AI行业发展中的“代偿者”人群就会减少。
这恰恰说明,这些相亲分析师深谙这个时代的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在这个加速社会,人们对高效率的追求日甚,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增多,让人们对“稳定”“安全感”有更深的执念。在就业市场,年轻人追求考研考公“上岸”;在私人情感领域,人们追求更确定的求偶——条件上追求门当户对,方式上追求高效匹配。在技术和流量的“滤镜”下,各种婚恋平台和相亲分析师让部分人产生了一种幻觉:经此筛选,我们能达到更直接有效的匹配效果。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
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就一定能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
这些年来,我们在对外开放上频出大手笔,展现了大国格局和担当。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中国大门越来越大,也就能够更好地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
基础设施夯得实,经济发展就更有支撑,民生福祉也更有保障。怎么完善基础设施?比如,加强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把联网、补网、强链作为建设的重点,着力提升网络效益。
诚然,优化经济结构,该压缩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就不要犹豫,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也不要迟疑。结构优化,可能带来阵痛,但是不优化就会处处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