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见的是，未来“鸡排哥们”还会不断出现。平台依然会握有这样的流量密码，地方也会努力地等待这样的机会，去为人们喷薄而出的“参与热情”提供一个出口。当然，这也不是没有副作用。这种流量几乎不会长期垂青，人们需要的可能都不是某一个人，而是表达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只要“到此一游”之后，意义就会迅速打折，必须仰仗算法不断地制造和推动下一个“热点”来维持情绪的燃料。
无人驾驶在落地的过程中应当注重政策引导。这可以是节奏推进、留足缓冲，也可以是安全员等岗位优先聘用原先的出租车司机，甚至可以是无人驾驶开放个人准入、允许个人投资部分车辆进入市场。这些都不妨进行充分的讨论，以平缓地应对短期冲击。技术和社会的关系却远比发明一项事物要复杂，科技和人文仍需相互配合。在这个议题上，公共政策制定者应该尽快进行工具准备，当技术大潮到来，也尽可能配备足够多的“游泳圈”。
面对日益激烈的教育竞争、密集育儿文化的潜移默化，“不做些什么”会让家长产生一种道德压力，而行为习惯、时间观念、自理能力等能力指标，又多是难以量化衡量的，那么通过参加课外培训班提前大量学就成为缓解教育焦虑和这种道德压力的选择。似乎，这样才算是作为，才是对孩子负责。而且，在不少家长的经验世界里，向相应的机构购买“专业化”的服务已是一种运行比较普遍也成熟的脚本，所以“动辄报班”已经成为他们的路径依赖。
很有意思的是，信息社会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可及性。远在千里外的陌生人，一个电话甚至一个短信就能展开交流。但这样的可及性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真实世界人际交往的阻碍。面对面的交流、直接的人际互动被屏幕所替代，这种交流是否拥有深度与真实感，日益成为反思的内容。就像石黑一雄在《无可慰藉》里写的那样，身处一个科技爆炸、沟通无限的世界，我们感受到的，却是史无前例的孤独无助。
“小过重罚”现象在现实中未必只存在于小摊小贩身上。因此，规范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权，避免出现“过罚不当”现象，不应该是面向某一类市场主体的“特殊要求”，而应该成基本要求。特别是在当前一些地方财政压力增大的情况下，遏制趋利性执法，或是以罚代管、以罚增收等现象，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享受到公平的营商环境，更是具有越来越强的现实针对性，需要引起更多的重视。这也有赖于各个部门和系统的协力作为。
自动驾驶是大势所趋。不过这个大势，理应包括对可能产生的人的问题、就业问题的消化。无论是公共政策制定者，还是自动驾驶企业，都应该同步考虑如何释放出更多机会，助推原产业的就业者转型，至少为就业市场提供更多活水。自动驾驶是高新技术行业，但其中维修、调度、安全监管等岗位，同样可以比较宽泛地容纳就业者。如果公共政策制定者和企业能较早筹谋相关技能培训、就业引导，AI行业发展中的“代偿者”人群就会减少。
“摆地摊”是开辟某种更亲民的产品线的过渡形态，它传递了一个信号：市场环境在变，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也在变，一味因循守旧恐怕只会止步不前。
大学不只有学习，还充满各种计算以外的变量，大学魅力恰恰在于后者。如果生硬遵循既定规划，就会错过更美丽的风景。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挑战更是机遇。
“新职业”的涌现不只为劳动者提供了实现个体价值的新赛道，更是在传递一个信号：职业目录的每一次扩容，都是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回应。
人格化传播的本质是人类在数字空间重建情感的圈层化连接，这些镌刻在我们基因的古老故事元素叠加有温度的人格光辉就在算法世界中重建了情感绿洲。
让家长有时间、有精力带着孩子出行，在休假时间冲突的情况下保障好学生的托管工作，让这部分学生在春秋假期间同样有所收获，也需要制度同步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