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食野生动物，“代价”不能让养殖户来扛

　　近日，据媒体报道，“禁野令”之下，贵州部分地区的野生动物养殖户面临严峻考验，陷入了不能吃、不能卖、不能杀、不能放的困境，这些养殖野生动物及其养殖业者何去何从，成为了棘手问题。

　　今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决定，要求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按照该决定，凡是未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陆生野生动物，一律禁止食用。“禁野令”给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业亮了“红灯”。

　　禁食野生动物，本意是为了防范野生动物源性疫病的风险，捍卫公众健康安全，这一政策的用意当然无可置疑。然而，该政策的衍生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据统计，目前国内野生动物养殖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的产业，涉及5000多亿元产值以及1000多万人。而按照近日公布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征求意见稿，大多数在养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未被列入，这意味着大部分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将“归零”。

　　对于养殖业者的困境，此次新冠疫情发生以后，媒体曾多有报道。早在人大常委会出台“禁野令”之前，各地不仅全面叫停野生动物交易，许多地方还对辖区内养殖户采取严格控管的措施。一时间，各种关于养殖动物断粮、死亡等问题的视频，在网络广泛流传，养殖行业哀鸿遍野，许多业者面临血本无归。曾经因直播养竹鼠而爆红的华农兄弟，也改作挖竹笋、摘蘑菇等其他农家劳作。

　　诚然，野生动物的交易和食用会带来风险，但大多数养殖户却是无辜的，他们繁育野生动物，符合之前国家的相关政策，也获得了合法证件。更不用说，有些地方出于发展地方特色产业，推动扶贫脱困等目的，曾大力鼓励民众投资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尤其对于那些贫困地区而言，许多贫困农户之前靠着野生动物养殖，终于走上脱贫致富之路。“禁野令”之后，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如果相关补救赔偿措施跟不上，就会加剧这些家庭返贫致贫风险。这将给贫困农户以及相关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

　　法治社会，权责应当对等，任何政策必须有始有终。行政机关为满足公共利益需要，发布新的政策，对以往规定进行修正，往往难以避免。但如果政策变动造成了企业和个人的合法财产遭受损失，行政机关也有责任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或提供相关的救济措施，或给予有关当事人一定补偿。

　　其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禁野令”，对此也有明确要求：“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指导、帮助受影响的农户调整、转变生产经营活动，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补偿。”不过，相对于“禁野令”执行的雷厉风行，相关的救助和补偿措施出台和执行，却似乎给人以慢吞吞之感。

　　对此，有些地方看到了养殖户的艰难处境，也采取了一定措施，比如，贵州一些地方通过引导，帮助养殖户消化存栏动物数量。比如把竹鼠、豪猪等作为食物，提供给非食用性利用的药用蛇养殖户。探索与部分制药企业、旅游景区等合作，消化处理一部分在养野生动物。但这些工作还远远不够，难以覆盖所有养殖户，也不足以弥补他们的惨重损失。

　　因此，面对养殖户的困境，地方政府亟需拿出更积极有力的措施。最近，广东就提出给予合法养殖、依规停业的农户一定补偿。要求林业部门要积极配合当地政府，认真研究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后的应对工作，探索开展养殖户转型转产、安置、补偿和野生动物处置等，尽量减少养殖户损失。相关扶持政策要想向养殖户集中的贫困地区倾斜等等。

　　广东的做法，给其他地方树立了一个示范。人工养殖野生动物产业的退出，应当建立在妥善维护养殖户权益的基础之上，把对民生和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实际上，做好这样“善后”，也关乎“禁野令”的成效，毕竟，养殖户权益得到保障，他们会更有动力配合政府的处置工作，杜绝私下处置等问题。如此一来，“禁野令”在最后一公里的执行才能畅通无阻。（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