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判决需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11月13日，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两起奸淫幼女案件。一名5岁幼女和一名7岁幼女分别被陈某、黄某强奸。在判决中，法院认为，被告人以奸淫为目的，针对无性防卫能力的幼女实施性侵害，其行为已经构成强奸罪，依法应从重处罚。鉴于被告人归案后自愿认罪认罚，予以从宽处罚。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两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两起针对幼女的强奸案，为何被告人只获刑四年半？不到5年的刑期，明显与社会对强奸幼女犯罪恶劣程度的认知存在差异，因此在网络上引发诸多争议。

　　一边认为被告人性侵幼女应从重处罚，一边又因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而予以从宽，法院看似“矛盾”的表述，让不熟悉司法程序的网友感到困惑。其实，这种认定既有从重情节又有从宽表现的情况，在司法判决中并不新鲜。客观陈述被告人作案以后的表现，也是司法公正的体现。至于该案判决究竟是重是轻，还是要结合具体案情，判断其是否符合罪刑相一致的原则。

　　据报道，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泽刚认为，上述判决带着司法实践对待强奸罪量刑的习惯性反映。查阅近年宣判的强奸幼女案，一些被告人被判处的刑期甚至更短。例如，2019年10月，湖南省邵东市年满 18 岁的王某，在明知幼女小花未满 14 周岁的情况下，多次与小花发生性关系，邵东市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今年6月，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判决一起对不满14周岁的石某实施强奸的案件，被告人获有期徒刑四年。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奸淫幼女一人的，可以在四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该意见还提及，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另外，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5年发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也依照了最高法确立的量刑起点。在惠安县人民法院公开的信息中，没有显示被告人存在“情节恶劣”的行为。按照司法实践和有关量刑指导意见，法院的一审判决确实是遵循了司法实践和量刑指导意见。

　　司法实践一贯如此，就是继续对强奸幼女被告人“轻判”的理由吗？众所周知，司法判决的轻重，要与社会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认识相一致。而随着社会认识的变化，司法判决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改变。当前，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某一家法院的“量刑不当”，而是针对性质恶劣的强奸幼女犯罪，是否应该加大刑罚力度。

　　上文这起在社会观感上“轻判”的强奸幼女案中，被告人量刑基准较低的一项重要原因，是不存在强奸案中常见的暴力手段。很多时候，被告人与受害幼女属于熟人关系，他们采用诱骗等手段实施作案，甚至以与被害人为情侣关系的名义进行辩护。然而，我国刑法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刑罚既然已经确定了奸淫幼女的从重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就不应当高举轻放。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明与受害者相熟还实施犯罪，更是公序良俗所不能宽容的行径。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主流社会观念保护幼女的意识也与日俱增。社会大众越来越趋向于认为，成年人不管采用什么手段，对幼女实施性侵害是绝不可容忍的，是极端卑劣的犯罪行为。或许有人会对当前法律界定的“性同意年龄”提出斟酌意见，但我们也要看到，很多强奸幼女案的受害者年龄在10岁以下，有的甚至只有三到六岁，她们刚刚脱离了婴儿期，根本不在“性同意年龄”的讨论范围。

　　对于来自社会的对强奸幼女犯罪加重惩处的呼声，立法工作已在路上。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拟规定，对奸淫不满10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等严重情形明确适用更重刑罚，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旦该草案通过，那些强奸幼女的犯罪人员无疑将面临更严厉的刑罚。

　　当然，立法进程难免有滞后性。对当下发生的强奸幼女案件，法院在进行判决量刑时不应拘泥于“惯例”，而应当在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加重处罚。社会对强奸幼女行为的恶劣性已取得充分共识，司法判决唯有与时俱进，在量刑上确保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才能真正守护住公平正义的水平线。（王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