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谁还记得90年前的那个元旦发生了什么

  元旦假期中,《谁还记得北京四环房价3000的那个跨年夜,发生了什么?》一文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传播,文章钩沉了在2000年那个别具象征意义的跨世纪元旦,多位名人的经历与细节,成功挑拨了读者的记忆之弦。

  若回眸的眼光推向历史长河的更深处可发现,比如民国时期的某些年份,彼时的一些名人,同样在日记中留下了可供后人追忆的元旦趣闻。

  从保存至今的名人日记看,鲁迅当称得上是对元旦记录最多的民国文人之一。在他几乎雷同化的元旦日记中,个人以为,其在北京八道湾八十一号的周宅中所留下的几则,颇值得一提。首先是在八道湾的第一个元旦。1919年11月21日,鲁迅和周作人一家人一起入住八道湾的新家。周家三兄弟都聚齐,则要到一个月后的12月29日。很显然,周家人选择在1920年元旦将至这个时间点汇合,不乏元旦团圆之意。而到了一家人团聚的第三天,也就是元旦,周作人陪着三弟周建人“至新街口一游”,鲁迅当天的日记则显示“休假”。

  另一则是1923年的元旦,鲁迅当日日记记载:“邀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尹默、孙伏园午餐。”邀好友吃饭对于鲁迅来说是常事,此事值得一记,概因这乃鲁迅在八道湾所度过的最后一个元旦。据《八道湾八十一号》一书,1923年8月,鲁迅因为和二弟周作人之间产生隙罅,离开住了不到四年的八道湾,与妻子朱安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较之于17年前的2000年元旦,置于时间长河中,90年前的1927年元旦似乎要平庸得多。但基于某种巧合,我发现了三位当时的文人,于自己的日记中都对这一天有所留痕。

  身处厦门大学的鲁迅当日记载:“晚卓治、玉鲁、方仁、真吾饯行,语堂、矛尘亦在坐。夜大风”。除了饯行,似乎看不出有多少特别之处,但其在第二天写给许广平的信中透露出更多信息:“前天,十二月卅一日,我已将正式的辞职书提出,截至当日止,辞去一切职务”。因为与厦大方面产生冲突,鲁迅在1927年元旦前结束了在厦大的四个月任教生涯,并在元旦半个月后,出发前往中山大学,从此告别了与许广平的“异地恋”。这个元旦,对于鲁迅来说,可谓真正意义上的“送往迎新”。

  与鲁迅在那一天的复杂心情不同,徐志摩1927年元旦的心情就只能用“小鹿乱撞”来形容了。他写于当天的日记先是像一般人一样表达新年愿景:愿新的希望,跟着新的年产生,愿旧的烦闷跟着旧的年死去。但随即,其情痴的一面显露无遗:曼(陆小曼)的身体最叫我愁。一天二十四时,她没有小半天完全舒服,我没有小半天完全定心。

  相比较鲁迅和徐志摩,同一天生活于上海郊外的的郁达夫,则要“平静”得多。工作、会友两不误的他,先是去了创造社出版部谈部务事,午后携友去宁波饭馆吃晚饭,饭后则购物回家,与友一道“烧煮龙井芽茶”。而这一天,距离邂逅令他“被搅乱了心”的后来的妻子王映霞,已不足半月。

  从足够长的时间轴上来观察,这些名人日记中的元旦,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时代意义,更大的时代动荡也还处于酝酿期。可对于身处其中的当事人而言,或多或少还是蕴含着某种“承旧启新”的价值。虽然90年后的我们,不再如前人那般正襟危坐的用日记来记录这一天,取而代之的是朋友圈的只言片语,但元旦本身的时间节点意义和被赋予的情感寄托,仍旧如初。一如郁达夫在那一天的日记中所写下的憧憬:“我很想于今日起,努力于新的创造,再来一次创世纪里的耶和华的工作”——依然足够引人共情。(朱昌俊)

[责任编辑:罗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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