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记得90年前的那个元旦发生了什么

　　元旦假期中，《谁还记得北京四环房价3000的那个跨年夜，发生了什么？》一文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传播，文章钩沉了在2000年那个别具象征意义的跨世纪元旦，多位名人的经历与细节，成功挑拨了读者的记忆之弦。

　　若回眸的眼光推向历史长河的更深处可发现，比如民国时期的某些年份，彼时的一些名人，同样在日记中留下了可供后人追忆的元旦趣闻。

　　从保存至今的名人日记看，鲁迅当称得上是对元旦记录最多的民国文人之一。在他几乎雷同化的元旦日记中，个人以为，其在北京八道湾八十一号的周宅中所留下的几则，颇值得一提。首先是在八道湾的第一个元旦。1919年11月21日，鲁迅和周作人一家人一起入住八道湾的新家。周家三兄弟都聚齐，则要到一个月后的12月29日。很显然，周家人选择在1920年元旦将至这个时间点汇合，不乏元旦团圆之意。而到了一家人团聚的第三天，也就是元旦，周作人陪着三弟周建人“至新街口一游”，鲁迅当天的日记则显示“休假”。

　　另一则是1923年的元旦，鲁迅当日日记记载：“邀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尹默、孙伏园午餐。”邀好友吃饭对于鲁迅来说是常事，此事值得一记，概因这乃鲁迅在八道湾所度过的最后一个元旦。据《八道湾八十一号》一书，1923年8月，鲁迅因为和二弟周作人之间产生隙罅，离开住了不到四年的八道湾，与妻子朱安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较之于17年前的2000年元旦，置于时间长河中，90年前的1927年元旦似乎要平庸得多。但基于某种巧合，我发现了三位当时的文人，于自己的日记中都对这一天有所留痕。

　　身处厦门大学的鲁迅当日记载：“晚卓治、玉鲁、方仁、真吾饯行，语堂、矛尘亦在坐。夜大风”。除了饯行，似乎看不出有多少特别之处，但其在第二天写给许广平的信中透露出更多信息：“前天，十二月卅一日，我已将正式的辞职书提出，截至当日止，辞去一切职务”。因为与厦大方面产生冲突，鲁迅在1927年元旦前结束了在厦大的四个月任教生涯，并在元旦半个月后，出发前往中山大学，从此告别了与许广平的“异地恋”。这个元旦，对于鲁迅来说，可谓真正意义上的“送往迎新”。

　　与鲁迅在那一天的复杂心情不同，徐志摩1927年元旦的心情就只能用“小鹿乱撞”来形容了。他写于当天的日记先是像一般人一样表达新年愿景：愿新的希望，跟着新的年产生，愿旧的烦闷跟着旧的年死去。但随即，其情痴的一面显露无遗：曼（陆小曼）的身体最叫我愁。一天二十四时，她没有小半天完全舒服，我没有小半天完全定心。

　　相比较鲁迅和徐志摩，同一天生活于上海郊外的的郁达夫，则要“平静”得多。工作、会友两不误的他，先是去了创造社出版部谈部务事，午后携友去宁波饭馆吃晚饭，饭后则购物回家，与友一道“烧煮龙井芽茶”。而这一天，距离邂逅令他“被搅乱了心”的后来的妻子王映霞，已不足半月。

　　从足够长的时间轴上来观察，这些名人日记中的元旦，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时代意义，更大的时代动荡也还处于酝酿期。可对于身处其中的当事人而言，或多或少还是蕴含着某种“承旧启新”的价值。虽然90年后的我们，不再如前人那般正襟危坐的用日记来记录这一天，取而代之的是朋友圈的只言片语，但元旦本身的时间节点意义和被赋予的情感寄托，仍旧如初。一如郁达夫在那一天的日记中所写下的憧憬：“我很想于今日起，努力于新的创造，再来一次创世纪里的耶和华的工作”——依然足够引人共情。（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