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中的“速朽”与“永生”

　　新书发布会结束，一位我采访过的在电视台工作的女孩发来一条微信：“祝贺活动成功，感谢您让速朽的电视永生。”

　　不得不佩服这些工作在传媒金字塔顶端的年轻人的才智，都是智商情商双高，寥寥几个字，就彻底击中了我的心。这倒不是说，我真就觉得电视中的内容都是“速朽”的，只有变成文字才是“永生”，这只是她自我谦逊的赞誉之词。但确实指明了文字最核心的魅力——至少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把内容印在书籍中，仍旧是最恒久与稳定的方式。

　　进而，又让我想到新的问题：在电视、网络、文字都纷纷使出浑身解数，争夺这片文化传播的江湖的时候，究竟谁更容易“速朽”？哪一个更贴近“永生”？抑或，在现下的文化传播中，到底还需要不需要“永生”？还是，一次文化的传播，只要如烟花般瞬间的灿烂明媚，就足够了？

　　在人们的习惯认知中，无疑是把文字当成“永生”的文化传播方式，因为它已经存在了几千年。那些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刀光剑影、王侯将相、才子佳人，都是依靠文字，才留存到了今天。而所有没能幸运地走入文字中的人们，则全部化作了云烟，随风飘散。

　　所以，很多生时无比尊贵的王妃、公主，一生中肯定也发生了很多故事，可已经被世界遗忘得干干净净。反倒是“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因为走入了白居易的诗而流传了下来。还有那位走入了东坡词中的柔奴，“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成为了古代文人心目中，美丽纯真痴情的女性典范。

　　这样看来，文字的“永生性”确实是强大的，简直就是青春常在的神仙，一卷书置于室中，就是一生一世的陪伴。

　　但这种比较似乎又有点胜之不武。毕竟，电影出现于1895年；电视出现于1925年；互联网诞生于1969年。

　　历史过短，是它们先天不足的缺陷，谁又能预测到，几千年后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今天电视中和网络上的内容的呢？它们会不会也像古代的诗词歌赋一样，一代代流传下去，到那时，只有走进过电视、在网络上留下过印记的人，才会被人们所熟知？就像今天我们只知道樊素与柔奴？

　　尤其是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被网络传播方式所裹挟，以千万计的微博阅读量、以亿计的直播在线人数、十万+的文章……我们似乎一步就踏入了一个文化传播的黄金时代。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一种文化或一项文化内容传播的速度如此之快、范围如此之广、影响受众如此庞大。同时，被人们所遗忘的速度，也快得吓人。

　　人们好像都习惯了这样的节奏：打开，看一眼，为这个内容增加了一个点击率的记录，然后，关闭页面，忘记，再去看下一条内容。

　　若干年前，还曾经有一种说法，叫“先混个脸熟”，就是说，我只要能保持经常在你眼前出现，久而久之，你总能记住我。　　可现在的读者和观众们，已经快速自我训练出了一双另类的火眼金睛：人在花丛过，片叶不沾身。每天看成百上千条内容，真正在心里留下印记的，有时候是“零”。不得不承认，这也是网络时代锻炼出来的一种独特技能。

　　这样看来，我们现在几乎所有文化传播方式都是“速朽”的，就像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快餐盒饭，到了时间就送到我眼前，我心不在焉地吃了，吃的什么，忘了。

　　难道，就注定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无法再产生出拥有自己特点的、能够“永生”的文化传播内容了吗？

　　这样想，好像也不对。

　　更准确的说法似乎应该是，其实从甲骨文那个时代起，文化传播就是“速朽”的占大多数，“永生”的只是偶然。

　　文化并不是刻在坚硬的龟甲上、竹简上、写到纸上，能做到一动不动的，就算是“永生”。能够“永生”，不是因为形式，而是因为内容。在风流豪迈的汉唐，一定有很多诗人写过很多美人，而留下的，只有屈指可数的佳人在惊艳着史书。

　　同样，今天的千万级阅读量、亿万级在线直播的观众、十万+的文章，绝大多数确实会“速朽”，但其中，一定会有一些因为内容而“永生”。就像《诗经》，几千年后，也许已经有很多人看不懂它的真意，但并不妨碍膜拜它所代表的美丽与玄妙。（聂昱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