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禁绝官员“打麻将”太简单粗暴

　　江西宁都县委近日下发通知，严禁在职县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任何时间（不管是工作上班时间还是休息放假时间）、任何场合（不管是在娱乐休闲场所还是在自己家里）以任何形式（不管是娱乐还是赌博）参与打麻将，一经发现查实，先免职后处理。通知称，这是为了配合以“改作风、提效率”为统领的“打好六大攻坚战、再塑宁都新形象”作风整治活动。

　　公务员沉溺麻将的坏处显而易见，不止浪费时间、消耗精力，影响正常的工作效率，而且，对于那些心有杂念的个别人而言，“有目的”打麻将，还会成为笼络感情、输送利益甚至滋生腐败的温床。

　　据媒体报道，罗其方担任贵州遵义市委副书记、仁怀市委书记、桐梓县委书记、县长期间，经常与在桐梓、仁怀承揽工程的私企业主“打麻将”，少则赢取3万至4万元，多则10万至20万元不等。仅仅一年半时间，罗其方通过打麻将赚了200多万元。2012年，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园林绿化局原局长赵桂强也在庭审时辩称自己“搓麻将赢了30万元”，被网民戏称为“赌神局长”。

　　类似的案件披露并不鲜见，官员打麻将已经变味，不再仅仅是一种“业余爱好”“怡情娱乐”，而成为贪污腐败的遮羞布。由此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十分严重。事实上，很多地方下大力气端掉麻将桌，往往也不排除正风、反腐的考量。

　　然而，任何“正确”的事情都应该依法而行，并兼顾常理常情。切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以简单粗暴的做法强行介入公民的私人领域。不然，非但不可能赢得认同、取得实效，还有可能适得其反。此番宁都县严禁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以任何形式参与打麻将，就未免过于严苛，从现实看，也难以行之久远。

　　其一，公众反感的是那种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影响工作，甚至涉嫌利益输送的官场麻将。至于说，有人愿意在业余时间与家人玩几把，那也是人情之常，并非完全不能理解。宁都县一纸禁令就将官员的私生活全部覆盖，管起来并一下子管死，并不明智。公权力的这一强制性，已经逾越了个体权利的边界，侵犯了公民日常生活的自由，于法无据，于情不合。

　　即便县委希望公务员都能振作起来，以更积极健康的精神面貌，参与到“六大攻坚战”中来，也完全可以倡导官员远离麻将，不要白天黑夜沉迷其中，而不应该把所有的可能堵死，甚至还要“一经发现查实，先免职后处理”。毕竟，倡导、引导，仍属于道德层面的要求，官员也没有任何理由不以更严格的标准约束自己的言行，但既然涉及到免职这样的行政处分，则要有理有据，不得擅自超越法规。

　　其二，官员打麻将、搞“麻将腐败”，根源并不完全在麻将，而在于不羁的权力。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与规范，只要权力运行仍得不到公众监督，即便是能够完全杜绝了麻将，也依然会开发出其他的利益输送管道。不让打麻将了，打扑克也一样能做局、有输赢。难道还能把官员所有可能的娱乐参与方式全部禁绝？这样的做法不仅“笨”，效果也可疑。

　　可见，问题的要害还在于如何切实规范权力运行。改作风也好，提效率也罢，不能总用管死的“笨”办法，而是要设定可行的绩效考核，顺畅的监督渠道，以及严厉的问责机制。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让求真务实，改进作风这一主旨贯彻到党员干部发展、教育、管理、监督、处置等全部环节，这样的队伍建设才能做得到位，从严治党才能治得彻底。如果制度过于严苛，甚至粗暴干预私人生活，未免有形式主义之嫌。

　　前不久，中纪委网站推出的关于严格执纪的一组报道指出，“任何制度都要寻求最大公约数，确保大多数人都能做得到，不能依据想象推演出一套逻辑，看上去形式很完美，但在实践中无法执行，最终导致落入‘制度陷阱’。”诚如斯言。（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