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吸引力岂能靠“三个女人”

　　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在本次两会上痛批文艺乱象，他回忆，在创作长篇电视剧《焦裕禄》时，制片方想请一家民营公司合作，那家公司的负责人对他说：“要让我们加入，你首先得改剧本。淡化主旋律意识，主人公一定要写他的毛病，他也搞特权，也喜欢女人。焦裕禄身边要写三个女人，三人女人都想和他在一起，让焦裕禄面临选择的困惑，这样才有戏看。”（《人民日报》3月6日）

　　尽管现实中诸如“三个女人”之类的现象并非没有，但罔顾历史真实，仅凭开“脑洞”就给焦裕禄“安排”与三个女人的戏份，显然是过头了，不免走入解构历史、消解崇高、搞笑戏说、娱乐至上的误区，非但不可取，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胡闹。这样的操作，也不仅仅是一个“有戏”、“没戏”的问题，根本上就是一种庸俗化、历史虚无主义。

　　新的时代环境中，焦裕禄的精神主旨是什么？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是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是“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文艺作品并不是不能反映焦裕禄的“人情”“人性”，也不是不能把视角放低一些，深刻展示焦裕禄在艰难环境中的努力，但是，无论视角有多低，无论如何挖掘人情人性，都不能脱离客观实际，进而把什么都搞成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的故事。一味追求这样的“戏”，不仅不可能赢得观众的认可，反而会因这样的扭曲而遭到厌弃。

　　一段时间以来，很有一些影视作品，为了所谓的收视率、票房而胡编乱造，甚至不惜颠覆长期以来对英雄人物形成的特定形象。这样的挖掘并不是一种诚恳老实的态度，也不是对历史、对文化、对公众认知的负责任态度。其在“拉低”英雄人物的同时，也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向视为精神力量来源的价值、意识踩到了尘埃里。

　　这其中，可能有投资方试图迎合市场、顺应某些低级趣味的考量，比如，好像不写几个女人剧本就不好看，就没有“亮点”；但关键还在于价值观的迷失。主旋律作品的吸引人之处，其实并不在于是不是有几个女人、这些女人能不能把一部戏支撑起来等等，而在于其所传递的东西是不是有现实意义、是不是能使今天的人们产生某种“代入感”，身临其境地感受时代的激情。

　　此前，中纪委推出了大型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这个片子并没有这样那样的噱头，但却引来观者如堵，舆论一片好评。其中的“诀窍”其实很简单，无非是切中了社会脉搏、关心了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而已。在反腐风劲弓鸣的当口，好干部焦裕禄当然会受到民众热捧，只要老老实实拍出来，把一个真实的焦裕禄呈现出来，怎么可能“没戏”？时至近日，很多人都对1990年拍摄的电影《焦裕禄》记忆犹新，道理就在这里。

　　文艺作品要引发当代国人的共鸣，首先应该有时代的格局、历史的责任乃至文化的使命，惟其对过往历史以及历史人物葆有温情与敬意，方才有可能与其平等对话，并艺术地呈现出一个活泼泼的故事。不然，总是想着生造剧情，甚至去迎合某些人的窥视欲、低级趣味，必然会在扭曲历史的同时，败坏了绝大多数观众的胃口。

　　此外，文艺作品的魅力也不是坐在屋子里空想出来的，而是在与现实生活紧密接触、深度体验中打造出来的。我们注意到，当下不少影视剧，创作者不去体验生活，也不去做案头工作，而是闭门造车，一味颠覆历史与民众认知，完全脱离了经验世界与现实生活，这样的作品怎么可能会受到欢迎？又怎么可能有尊严、有自信？（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