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需要多方协力而非互相指责

　　在3月10日召开的“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张茅表示，“一些企业家像马云提出来要加大惩戒力度，像打击酒驾一样打击造假行为，我是赞成的。”他提出，加大对造假的惩戒力度，一是需要严格监管，二是需要依法进行。

　　马云抛出“像抓酒驾那样打假”的呼吁之后，舆论为之一振。这并不是说马云的表述有多么刺激，恰恰相反，无论是从民众观感，还是从马云公布的数据看，目前我们国家对于制假售价的惩戒力度还不够大。此番张茅局长直面问题，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应该说，体现了监管层面对于提高违法成本的明确态度。

　　根据一周前阿里巴巴公开披露的数据，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且33例案件中只有10个人被判处实刑。

　　这意味着，仍有绝大多数制假售价行为并未受到大的触动，甚至只是象征性罚点款了事。不客气地说，这样的处置更像是“以罚代管”，非但不可能让制假售假者敛手，反而会引发变本加厉的反弹。这一点，张茅局长自己也承认，有些企业罚一两百万无所谓。

　　也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全社会都来正视这一问题，加大打击力度，乃至穷尽一切可能遏止制假售价行为。舍此，一味争执线上线下谁的假货更多、谁应该负更大责任云云，并无意义。不管是网络平台，还是实体商业，只要假货一露头就打、一打就让它伤筋动骨，则消费者的购物环境怎么可能不会好起来？

　　当然，与抓酒驾相比，打假显然更不容易。其一，酒驾的危害更直接、更具体，而假货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涉及到诸多社会圈层的利益关系。其二，酒驾不会有受益者，而假货则不然，在其从生产到流通的漫长链条上，牵起了数不清的利益节点。甚至包括一些地方政府都会成为假货的“保护伞”。

　　这也是这些年来打假尽管喊起来口号很响亮，而一具体到实践中，却往往虎头蛇尾的根源所在。大家都还是浮在表面上泛泛地表态，或者象征性地处理一些案例而已，并不愿意去触及深层次的问题。

　　事实上，在对假货的认知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短期内会刺激经济发展，又如可以作为产业升级之前的过渡，等等。这样的论调恰恰忽略了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最重要的诚信原则，一旦诚信被损害，相应的，非但一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会受损，就连所谓的刺激经济，也是不可持续的。

　　一个求“真”务“实”的社会，首先要能保护创新与创造，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繁荣与发展。而保护的路径除了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之外，别无他途。

　　如何加大惩戒力度？张茅局长此番开出的“药方”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并落实到位，严厉惩处；另一方面，就是以信息公开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这样的说法，既是对马云的回应，也是对全社会的郑重承诺，公众乐见其成。

　　而从一个更开阔的视野看，这一轮始于业界呼唤、继之以政府回应的打假互动，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不仅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协力推动治理思路的调整与完善，也会在治理层面形成更为强大的震慑与惩治态势，进而实现天下少假、天下无假。（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