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景区在资源禀赋、区位条件、运营成本等方面存在差异，并非所有景点和地方都有底气像杭州这样坚定地走免门票之路，也并不是完全照抄作业就能成功。但是，“理念一新天地宽”，从西湖到灵隐寺，这样的持续探索应该让更多地方的文旅产业发展思维有所触动，看到破除门票依赖、摆脱传统景区依赖的现实可能性，真正以更开阔的视野去审视地方文旅发展路径，积极顺应从“经营景区”到“运营城市”的文旅发展新趋势。
对于“春秋假”，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公众的一大担忧就是，一些职场父母可能与孩子的放假时间不同频。既然“春秋假”不是又一个“补习黄金周”，不论是家庭旅行还是孩子在当地参加一些科学营或文博活动，都需要父母陪伴。虽然国家政策倡导用人单位推行带薪休假，但在现实中，“请假难”仍不同程度存在。不让新假期成为家长“甜蜜的负担”，由学校或社区提供相应的托管服务完成“兜底”就显得十分必要。
对于那些逾越边界的破坏行为，需要明确惩戒，才能使人们意识到生态环境的脆弱。有网友表示，“要让他们把纸片一张一张捡回来”。此前，针对游客在草原上飙车“漂移”的行为，也有网友建议“罚他们去守护草原”“拉进景区黑名单”。这些建议虽非正式处罚，却颇具启发意义。毕竟，“放肆地挥撒”之后，清理现场、恢复生态的后续工作，不能只依赖呼伦贝尔当地和草原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放肆”之后要“碰壁”，才能使破坏者知晓文明的底线。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地区的份子钱已被高度功利化——原本象征祝福的情感表达，竟沦为衡量关系亲疏的“情感度量衡”。礼金数额不断攀高，形成攀比之风。尤其在一些相对封闭的农村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久而久之，“不去、不给、少给”都被视为失礼。为避免“吃亏”，人们又纷纷借各种名义办酒席，试图收回人情。如此循环，不仅造成资源浪费，更助长了攀比心理，让每个人都背上沉重的“人情债”，身心俱疲。
校长与学校的善意值得充分肯定，其直面问题的姿态是当下许多学校乃至单位所欠缺的。但教育的智慧，不应止步于做一个“好家长”，更要致力于构建一个“好社会”的微缩模型。比“补贴”更复杂、也更根本的，是强化制度，依靠制度与规则的常态化运作推动问题解决，同时积极推进共同体建设，让学生更多参与到外卖取餐的规范治理中，共同协商制定宿舍公约、外卖管理等方案，培养他们的公共精神和自我管理能力。
遏制就业年龄限制，还需要我们多方协力，构建更具韧性、更加包容的职场环境，让各年龄段的劳动者都能实现自身价值。当年龄不再成为标签，该如何对人才进行更科学、全面的评价？如何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让隐形的年龄歧视无所遁形？如何引导企业审视“年轻崇拜”，对人才的长期价值给予应有的关注与投入？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我们深思并给出最优解。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应勇敢走出职场年龄焦虑，别让自己被年龄所定义，在心态与技能等方面时刻做好准备。
大学不只有学习，还充满各种计算以外的变量，大学魅力恰恰在于后者。如果生硬遵循既定规划，就会错过更美丽的风景。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挑战更是机遇。
“摆地摊”是开辟某种更亲民的产品线的过渡形态，它传递了一个信号：市场环境在变，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也在变，一味因循守旧恐怕只会止步不前。
“新职业”的涌现不只为劳动者提供了实现个体价值的新赛道，更是在传递一个信号：职业目录的每一次扩容，都是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