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草木间结出的佳期如梦

　　作为农耕文明的传承者，中国人的生活和性格中，都已经浸透了草木的气质。温和、从容，不疾不徐按部就班，却又不被打扰地雕琢着自己的生命形态，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

　　也有很多人说，农耕文明让中国人多了温吞、少了狼性。可事实上，一棵树的坚韧，绝不是一匹狼或者一只虎能够比拟的。树的生命形式，注定了它对自己脚下这块土地的执着，会远超过那些能够四处奔走的生灵，它们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和深入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不管外界如何变幻，它只管扎根、生长，连成片、聚成林，恒久地涵养、呵护这一方世界。

　　所以中国式的文明与智慧，也像浩瀚的森林，远远望去看似安静，可真正走进去感受到的，却是形态万千、生机涌动。因为草木是最有力量的，它的力量体现在可以滋养无数生命，并让这些生命按照它们各自的方式生长、进化。从草木的生命智慧中提萃出的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它可以包容、滋养一切文化、智慧形态，却又不打扰它们自己的生命规律。

　　草木会如期播撒种子，所以“生死”这道关隘，在中国人心目中，重，亦不重。因为，“生”的历程早已熟悉到几乎透明：发芽、长叶、开花、结果。而已经留下足够种子的“枯”，则更像是等待来年春天又一次重生。

　　是不是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古人才有意把仲春与暮春的交界点——这个四季中最易于草木生长的时节，定为祭奠逝去先人的日子。偏要在人们最繁华、最繁忙的时候，强制他们停下来想一想，自己究竟为何而来，人生最后的落点又将在何处。在最美的华年，考虑一番生死，重温祖先用自己的生命历程总结出的智慧，好不辜负接下来一年中那一场又一场佳期如梦。

　　草长莺飞，柳绿桃红，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在如此这般最适合“生”的日子里考虑“死”，这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豁达与从容。而这豁达从容，则来源于对驾驭自己生命的充分自信——只有参透了“死”，才能更好的“生”。

　　燕赵之地的特点，就是历史厚重绵长没有断代。距离我居住的地方不到二十公里，是陵山汉墓，里面安葬的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王后窦绾。靖王刘胜，汉武帝的庶兄、刘备的先祖。他们夫妇以山为陵，凿山腹为墓。走进墓室，即使在盛夏，触摸到墙壁也是冰凉沁骨。他们在这冰凉的墓室中一躺就是两千多年，生前的悲喜欢愁已皆不可考，留下的只有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这两件珍宝，还有刘备这个后代子孙占据了半页史书。

　　距离我居住的地方九十多公里，则是清代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位皇帝的陵寝。与汉墓比起来，这些建筑群多了各种规矩、尺度，却少了气魄。很多雕工复杂的石刻，花纹繁杂细致，却没有了张力和灵性。也正如同清王朝，沿着历史一路走来，走到这一处驿站的时候，人类种种原生态的力量在渐渐消失，可新的促使激发人类发展的规矩体系，又迟迟无法健全，所以清王朝的艰难和尴尬是处处可见的，甚至延续到了他们的皇陵之中。

　　相传清明祭奠的习俗，始见于晋文公。这位春秋时代的霸主，订立了这个日子，来纪念他忠贞的臣子和朋友。史书中记载的晋文公很是光彩照人，但和很多同时代的君王一样，他的光芒更多来自于身边群臣的照耀。可见从那个时候起，“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缔造者”这样的信念，就已经开始在人们心中慢慢生根，君主的贤德一定是首先体现在臣民们对他的追随和认可。

　　百代风流沉史册，千载化做诗一行。从“死”见“生”，由“陵”思“史”。从帝王到百姓，谁都逃不出从生到死这个迷局，所以最好的方式，大概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好好走完这一程。

　　年年都有清明，每一年的清明都是草初绿、柳初黄，生机勃勃。一个节令一传就是几千年，没有湮没，就说明它自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道理。

　　每一个人的清明，则似乎应该是用与平日里相反的状态度过。假如平时的生活都如梦，今天就是醒来的日子，睁开眼看一看过去和前方。若平日一直都在警醒着，那今天就不妨梦一场，在梦中翻一翻史书、看看别人的人生故事，体会一下草木这种生命形态原有的宁静与顽强。（聂昱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