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没必要非此即彼，不妨接受文学是个价值多元的整体。AI如果能提升效率、拓展想象，让书看起来更精彩，那就大方地用吧，毕竟从市场的角度来说，“更好的产品”才是对读者负责，而不是“我坚持钻木取火”。至于有些立志于“藏诸名山”的作者，也不妨保持自己的坚持，坚定地拒绝AI。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AI文学”可能就是要在我们这一代登场，只要是经历过咀嚼、认真筛选后留下的东西，最后或许也只能尊重。
现实是，普通人说“不”的能力和空间极其有限。法律对流量入侵造成的损害缺乏明确的责任认定，平台乐于扮演流量的放大器却不顾后果，基层治理在流量突然涌入时也往往措手不及。置身数字社会，这不仅是某个个体的困境，也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面临的难题。真正地说“不”，不应该如梁婶砍树这般无奈和悲壮，而需要一系列制度和规则的防护。我们不能也无法任由流量吞噬生活的所有。这个议题，不一定马上就会有答案，但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思考。
汉内斯·阿尔文曾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哲学家孔汉思在起草《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时也指出，全球伦理最核心的两个基础框架，一是人道，即每个人都应得到人道对待，与儒家核心思想“仁”契合；二是被誉为“道德金规则”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亦即儒家的“恕”。这些价值理念跨越国界、超越民族，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蕴藏着化解当今世界诸多困境的深刻智慧。
网络与智能技术发展至今，对隐私边界的讨论与规范从未停歇，且已成为技术伦理的重要内容。虽然智能穿戴设备尚未广泛普及，但这并不意味着加强相关伦理监管为时尚早。从前端设置显著的拍摄提示，到后端增加上传数据的审核授权流程，这些环节的实现，对于当前算法系统而言，并非难事。智能终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日常生活和产业场景。技术跑得越快，监管“护栏”越要跟上；只有设置清晰的规则，才能更好引导技术向善。
“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促消费活动当顺应需求的变化。的确，人们日食不过三餐，夜眠不过七尺，纯粹物质性的消费总量和空间都是有限的。如果局限在满足吃穿用这些基本需求的视域下，那么消费潜力就很难被充分释放。倘若精准捕捉不同群体、特定时段、特定场景下的多元需求，比如年轻人的“悦己消费”、银发族的“陪伴消费”，针对性开发特色产品、开展主题活动，消费市场便能挖掘出巨大的潜力与增量。
一味把网格员当作数据采集器、矛盾挡箭牌，不仅会消耗基层干部的精力和热情，也会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为网格员减负，要从端正政绩观做起。基层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应坚持“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厘清权责关系、减轻社区负担。对于超出网格员职责范围的专业性问题，公安、城管、司法等职能部门应及时主动介入、协同处理，而不是让网格员“单打独斗”。
精心串联城市中小而美的景观，唤醒街头巷尾的文旅资源，既能让城市的独特韵味被更多人看见、体会，也能为文旅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更鲜活的支点。
要看有没有专业力量的持续参与，有没有执行层面的长期投入，有没有家长和孩子的积极参与和即时反馈，有没有政府、社会、企业和家庭之间的良性互动。
我们乐见科学的生命力既在纵深处，也在人群中。向下扎根，靠的是研究精进，向外生长，靠的则是普及推广，两条线交错延展，科学才会走得更远、更稳。
“无屏”并非拒绝技术，而是通过物理隔离电子设备，暂时远离智能时代的信息推送与算法围猎，让自己沉浸在一本书里，在阅读中尽情去感受和思考。
在数字时代，人们反而越来越向往现实的、可触摸、可创造的活动。其带来了亲身参与的真实感，也让人们在构思与创造的过程中感受到对现实生活的掌控与踏实。
